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袖珍小厂”要一飞冲天。

接下来的两天里，大盛先后找了七八个人谈话。其中有原来那个小药厂的厂长王焕玉，技术副厂长何玉远，当年的会计刘珍等人。接着，一辆车又把大盛送到了浑江东岸的小药厂。

不到实地，你真难以体会到什么叫小，什么叫“袖珍药厂”（这是当年通化市市长说的）。也只有站在这里，老厂长们、老工人的话才能变成清晰的图像，一幕幕重现在大盛的面前——

那一天是1995年5月9日，它是修正药业最值得纪念的日子。

一辆破旧的老式吉普车驶进了通化医药研究所制药厂的大门，停靠在一堆碎砖烂瓦旁。

从驾驶座走下来一个身穿夹克衫，40岁出头，身高足有一米八六的黑大个儿。他就是修涞贵，是通化市交警支队有着近20年警龄的交通民警，一级警司。

“看，来了。”

“是他，就是那个在转盘街‘戳’大岗的。”不远处的厂部门前有一群人在低声议论。

这一天上午，听说上级要给一个停产一年多的工厂派来一个新厂长，引得一些干部和工人心里好奇。他们特地从家里赶来，就是要看一看是什么人吃了熊心豹子胆，敢到江东来拣这个破烂摊子？

至少有十几名制药厂的干部和工人聚在厂部门前，有的人一眼就认出了他，因为许多人上下班不是经过转盘街，就是经过玉皇山脚，谁没见过在那一带“戳”了十几年大岗的交通警察？

“真是不知道领导吃错了什么药，一个‘戳’大岗的交通警察要上制药厂来当厂长？”这话说得声音不低，看来，人们并不在乎他是不是能听到。

这个“戳”惯了大岗的人，还挺沉得住气。他下了车，没有马上走过去和那些人打招呼，而是站在车旁四下张望——

这一片厂房是20世纪50年代建的，不高的院墙，低矮的平房，经过几十年的风雨冲刷，已是一派斑驳。院落倒是宽敞，也正好派上了用场，从墙角到房角，到处堆满了陈年的垃圾，贴墙堆放着半人高的纸壳箱，上面盖了块破苫布，不用问，那准是积压的产品，谁知道风吹雨打多久了……

他说不清从前利用这片场地都干了些什么，只知道两年前在这里曾有过一个颇具规模的制药厂。谁知道又因为什么，这个厂只存活了一年多，便告停产，直落得这般模样。听说这里的工人早就放了假，至少有七八个月没有开过一分钱。

据有关部门核算，这个厂拖欠的外债已经接近400万元了。车间的门关得挺严，他走到一间车间的窗前向里面看了看，所能看到的除了灰尘就是蛛网，还可以闻到一股酸臭的霉味。他敢断定，这里面至少有几个月没有人走进了。机器和设备凌乱地堆在那里，一些原料和半成品撒在地上……

只是看了这几眼，他的心里就觉得发堵，发凉。这一切远比他想的还要残破，这是一个已经彻底瘫痪了的厂子。说到瘫痪，大多是比喻人的脑中风，尽管肢体不灵，行动不便，但他还有生命的活力，只要对症施药，也还有康复的可能。

可当他走到那些干部和工人跟前，简短交谈了几句，他就意识到，说这个厂陷入瘫痪状态，那是一个诊断错误。事实上，这个厂实际上已经死亡，就和人的脑死亡一样。

“大修，你一个交警，干吗要到药厂来？”说话的人认识他，可是话中却带着明显的怀疑。

“干了活赔，不干活也是赔，谁还干活？”说这话的是一位干部。

“大修，你带了多少钱来？先把工人的工资开了，再说别的。”这位工人以为来了“财神爷”。

“你们厂开不开支我不管，你是刚来的新厂长，我就冲着你说话，欠我们厂的50万得马上还，不然我们厂就开不出支去了。”

“要是再不还，咱们就上法庭，到那个时候，可别说我们不给面子。”听说来了个新厂长，连几个外厂要账的都来了，话一出口，句句逼人。大概是为了躲债，原来的领导已经好长时间不上班了。

怎么回答？

面对这一张张既有焦虑，又充满疑问的面孔，真让修涞贵为了难。

修涞贵一来，就能财源广进？叫人一听，那就是吹牛。这年头，吹这牛的人太多了，有谁还会相信？再说，他现在想的，和开车来的路上的想法已是大不一样，要说那时他还有一肚子要改变工厂面貌的雄心壮志的话，通过这一看，一谈，他的心已经凉了大半截，盘算了一晚上的振兴工厂的计划，已经快要换成退堂鼓了。

当时答应张局长说，看一看再作决定，那是他做事、说话都留有余地的谨慎，其实，他那时就已经有了一个朦胧的念头——也许，在经营管理方面我也能干得很好。不论是朦胧念头，还是雄心壮志，都得面对现实。

原来，面对的现实是这样的严酷，他不能不庆幸，亏得那天没对张局长拍胸脯。他本来想跟工人讲几句话，最终，他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他真的就是看了看，便开车回去了。

回到家，他把在厂子里的所见所闻说给妻子听。

李艳华听得出，他要打退堂鼓。

十六七年相濡以沫的共同生活，她了解自己的丈夫，了解他的缺点，也了解他的长处。别看涞贵平时说话不多，内心思想却十分活跃。他有文化素养，做事有魄力，有谋略，也有过人的聪明和悟性。当一名交通警察，很称职，但却没有发挥出他全部的能量。她看得出，去不去当这个厂长，他还在犹豫。这个时候，做一个妻子的责任，就是要推他一把，帮助他下定决心。

“你不是总想干一番事业吗？怎么这事业摆在面前了，又害怕了？”

修涞贵知道这是妻子在用“激将法”。这样一“激”倒让他想起“叶公好龙”的寓言故事。修涞贵立即悟解，这是自身的惰性在向后拖拽。

——要当，就当“愚公”，决不当“叶公”。想到这里，他当晚就给张金城局长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他同意去制药厂当厂长，明天就去上班。

第二天早上一上班，他先到了交警支队，告诉支队领导，他同意根据市里的借调意见，到药厂上班。但他要求保留他的警籍，他希望能在把这个厂扭亏为盈之后，还回到交警支队上班。

他想要去当厂长，几乎没有任何私心和杂念。要说唯一为他自己所想的事情，那就是他想试一试自己到底有多大的经营能力。他和医药局的领导来到工厂已是上午10点多。厂里一些人正在办公室里打麻将。看到新厂长来了，有人马上站起相让，也请他打上八圈。

他拒绝了，并建议收起麻将，马上召开全厂工人大会。

到了下午，人才陆陆续续地到齐了。面对近百双既有疑虑，又带有期望的眼睛，修涞贵面对大家开始讲话。他从昨天晚上打完电话之后，就打好了这次讲话的腹稿。

他做了简短的自我介绍后说道：“大家都在这个厂里干了很长时间，对这个厂从兴到衰的过程比我都清楚。我知道大家有七个月没领到工资了，还欠外债400多万元，而这个厂的资产只有40多万元，是一个资不抵债的企业。医药局的领导很关心大家，希望这个厂能够很快扭亏为盈，让大家能按时领工资，有饭吃。”

几十位工人静静地望着他。

“领导派我来，就是要我完成这个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工厂走上良性循环后，我还要回到交警支队去当交警，他们答应保留我的警籍。”

工人们还是静静地望着他。

“如果完不成，我就把我这后半生扔在这里，跟大伙一块受苦、受穷！”

尽管这几句话说得感慨、动情，但并没有换来预期的反响。也许，大家对这一番话的可信程度还有怀疑。没有掌声，也没喝彩。

这种近乎麻木的反应，多少有些出乎修涞贵的意料，其实这也在他的意料之中。像一阵强劲的风吹过青纱帐，会场里发出一阵嘁嘁嚓嚓的议论声。他相信他的话会产生反响，他也相信，不论与会的人对这一席话有多少不同理解和认识，但有一种感觉是相同的，那就是惊愕和震撼。是他的决心震惊了大家。

“要想让企业产生效益，光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要大家一齐努力。但是，我还有一点要求，要是我的决策是正确的，我希望大家要听我的，谁要是不听，也是不行的！”接下来，他要大家收回心来，一齐动手，清理厂里的垃圾，调试机器，准备开工生产。最后，他宣布了几条纪律。厂部、车间，工作时间再也不许打麻将。每个人上岗都要签到。无故旷工，迟到，早退，要给纪律处分……

第二天，他早早就来到工厂，第一个拿起了扫把，工人们陆续进厂，也纷纷拿起工具，开始清理垃圾……

上班铃响，他召开了一个领导班子会议，简单地做分工，就离开了工厂，开着那辆老旧的吉普车，跑银行去申请贷款。找买主推销厂里的积压产品，一连几天，他都是深更半夜拖着沉重的两条腿回到家中。

过去，他是个一沾枕头就着的人。现在，有时困得两眼干涩，躺下却翻来覆去无法入睡。

通过几天的观察，他对原来厂级干部有了大体了解，得研究用谁、不用谁的问题。

全厂不足百人，行政干部就有49个人，一定要砍，砍多少？留多少？砍谁？留谁？从银行可以贷款50万元，是全要，还是要一部分？要来的钱干什么用？要考虑的事情真是太多了。他用百分之六十的精力，就可以当一名称职的交通民警。而今，他需要开动百分之百的脑筋，也未必能把事情办好。难怪躺下睡不着，刚睡着，又会突然惊醒，因为眼前的一切都是困难。

他有时也偷偷问过自己，是不是自己真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来接这个烂摊子？说来也怪，眼前的这些困难，并没有压垮这个交警出身的新厂长。许多人很快看出，在这位新厂长的身上，确实有着一股常人所不具备的强人气质和敢于挑战困难的豪情。面对困难，他的神经总是处在亢奋之中。睡不着觉的代价是理出了一条条思路。

用现有的机器生产和市场能对上号的产品，用成本价销售库里积压的产品。(www.daowen.com)

——经过反复盘算，重新启动生产，贷款30万元足够，他主动提出削减20万元。

——厂里的行政人员有11个人足够，其余的人一部分走向市场去销售产品，一部分去外地清欠，只给这些人单程差旅费，谁能要回钱来，谁就有了回程的差旅费，若是要不回钱来，回程的差旅费就只好自己掏腰包了。

原来的厂长王焕玉有干劲，就是办法少，他已经提出要走，好给新厂长腾地方。还有老何，是主管技术的，这两个人都不能走……

其实，厂里最先要干的是清点库存，清除垃圾，修整厂房，每一件事，每一种活，他都亲自动手身先士卒。

破屋就怕连夜雨，他刚来没几天，下了一夜大雨，车间漏雨了。工人先用盆子接水，准备天晴了再修理。这就是这个厂子工人们的惯性思维。

本来，车间漏雨并不是今天的事儿，也许从去年秋天就漏了。漏的时候，想着天晴了一定得修一修，可天一晴，人们又把漏雨的事情忘到了脑后。

其实，延续这个思维方式，也不是不能过日子，但这对修涞贵来说，却无法容忍。就在车间里的人忙着接雨的时候，他已经带着人冒雨上了房顶，揭开房瓦，铺上油毡纸，再把房瓦铺好，足足忙活了半个多钟头。下来的时候，几个人都成了“落汤鸡”。

这件事情在工人心里，无疑起到了一种震撼，也让不少干部感到汗颜。

因为冒雨上房的不是工人，也不是车间领导，而是厂子新来的“一把手”。

不管厂子大小，好歹是个“一把手”，他有权力下个命令，让别人上房，可他没这样做，而是自己先上去了。

厂里的垃圾、废弃物满满地拉出十多车，车来了，他是装卸工，车走了，他是清扫工，他身上流的汗，滚的泥，比工人还多。

车间地上非常潮湿，许多女工的鞋一天到晚湿漉漉的。忽然有一天，车间外面摆了几排水靴子，这是修厂长给工人们买的，里面还垫着棉垫。女工们穿在脚上，暖在心里。

修涞贵进厂后的一举一动，工人们都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谁不盼着厂子活起来，自己好有碗饭吃？看到新来的厂长这样卖力气，谁还能闲得住？过了没几天，院子干净了，厂房虽然还是老旧，毕竟整洁多了。

又过了几天，终于听见了机器的转动声，厂里人都忙了起来。

到了快开工资的日子。

一切都在恢复，还没有卖过一件产品，用什么给工人开工资？他把希望寄托在银行贷款上。

银行本来同意贷给50万元，所以他向工人说，这个月无论如何也要给大伙开一次工资。可是，到了要取钱的时候，银行又变了卦。说修涞贵根本不懂制药，贷了款肯定还不上，银行不能冒这个风险。

这是一次信任危机。

也是他有生之年受到的最大打击。

这个打击，就是要让全厂工人都知道一个事实，银行不信任修涞贵，贷不出款，给工人开工资的承诺肯定也得泡汤，他说的话，也不一定都能兑现。

这样翻脸变卦，让修涞贵怒火中烧，却又无计可施。说实话，这件事，不光是影响他在工人心目中的信任度，还打乱了他复兴工厂的全盘计划。这件事，变成了实实在在横在他面前的一道坎儿。

人家说得对，你修涞贵确实不懂制药，不贷给你，理由很充分。要是换了别人，可能两手一摊，做个无可奈何的样子，借这个台阶，就抬腿走人了。其实，跟着他一块跑贷款的王焕玉，就是这样估计的。

可对于修涞贵，却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他暗下决心，不就是制药吗？我就不信我学不会，干不了！有了这个决心，他决定去找朋友借钱，给工人开支。毕竟朋友们都信任他，有的说：“只要你涞贵想干的事情，没有干不好的。缺钱大伙凑。”

到了开工资那天，他拿来五万元钱交给会计，给大家开了工资。

这件事，在干部和工人中间产生了不小的反响。有人说修涞贵太“傻帽”了，大家都知道，厂里没卖一件货，不开工资也是应该的，何必借钱？说他傻的有。但，更多的人还是从这件事情上看到了这位新厂长的为人。

“他不是来搂钱来了，要不，为啥借钱给大伙开工资？”

“就是嘛，搞不好，一拍屁股就走，何必这么认真？”

“看来，这个新厂长的心眼儿还挺正，说话算数。”

“心眼儿正”是一个极为朴素的评价，有了这个评价，也就有了威信和声望，也就说明他已经赢得了职工的信任，他的话才会有分量和力度。

这次开工资，安定了人心，也搅活了沉寂多年的一摊死水，车间的每台机器都转动起来了。

在和大家一起摸爬滚打恢复生产的日子里，他逐渐发现，这个厂的干部和工人的素质并不低，所缺乏的只是商品经济意识。正是因为缺乏商品经济意识，好端端的一个制药企业，才会一步步被新崛起的制药集团和公司挤出了市场，落到了资不抵债的破产境地。

“心眼正”是做人的标准，可是，办企业光做个好人是不行的。就算你有一千个善良的愿望，也未必能够救活这个小厂。来当厂长，就要组织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能在库里堆着，它要进入商品市场。商品市场是一个十分诱人的地方，那里有不计其数的消费群体，那里有千万、上亿的资金，只要能分一杯羹、作“一瓢饮”不光是能开上工资，还能建新厂房，生产新产品，能做想要做的一切……

可是，商品市场既不同情弱者，也不承认善良愿望，更不相信眼泪！要想进入商品市场，往往有时要使用“攻占”“争夺”和“强攻”等一系列的军事用语。这正说明市场竞争的严酷性。

谁能进入这个商品市场，谁就是企业家。谁要想做一个名实相符的企业家，就得有思想家的敏锐和军事家的胆略。

修涞贵也多次掂量过自己，他相信自己思想敏锐，也有胆略，只要下决心，就有可能“挤”进这个商品大市场。

想来轻巧，说来容易，当年的市场状况可不容乐观。

那一年紧缩“银根”，经济出现滑坡现象，卖方市场大于买方市场，许多企业濒临倒闭，下岗工人人数剧增。市场的反馈让厂里许多人失去信心，有人说，那么大、那么多的制药集团都快垮了，就咱这个小厂还要闯市场，那不是鸡蛋碰石头吗？

尽管如此，为了这个厂，为了让这几十名工人能吃上饭，修涞贵还是下了决心，全力一搏！

按他的理解，要想“挤”进市场去，要靠两个拳头：第一个拳头是新产品开发和质量保证；第二个拳头是营销手段。

就在工厂恢复生产不久，他就用忧虑的口气告诉大家：“现在，生产虽然是恢复了，可是，要单靠过去的治头疼脑热的老品种过日子，就算卖出去，挣不了几个钱，还是得饿瘪肚子。大家要想有条活路，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得引进和开发新产品，去占领市场。”

于是，他安排了厂里的生产后，果断地带着两名助手开始了“寻宝”的行程。根据已知的信息，从天津到北京，他拜专家，访教授，目的只有一个，寻求新药、新方。他们每到一地，住在最便宜的旅馆里，为了节省一个床位钱，每晚有一个人在房间里打地铺。

有一次坐火车，他把中铺和下铺让给了年纪大的人，他要睡上铺。他膀大腰圆，上了上铺连身都翻不过来，两个人都劝他睡下铺，可他不由分说，已经爬了上去。

有一次他们下了火车，天已经黑了，本该先找个地方住下来。他进了个小旅馆一问，住宿费结算是从零点开始，如果这时住进，到天亮就得算两天的房钱。为了省下这一天的住宿费，他们几个就在火车站熬过了前半夜……

谁都知道，一种新药的开发，要经过两三年的审批和临床检验的过程。同时，每年也都有一些走过了这个检验和审批过程、等待进入市场的新品种，这是各大制药厂家间竞争最激烈的地方。

这种竞争是极为激烈和严酷的。一个新品种一旦审批合格，就会有几家甚至是十几家制药厂去抢，你出几万，他出十几万，甚至于上百万……

修涞贵根本就不具备这个竞争的能力——他没有钱。他亲眼看见几个新药的配方被人家以高价买走，也只能望洋兴叹。但是，财大气粗的人也有疏忽的时候。他们有钱，常常以为有了钱就能买来一切。他们的疏忽，就在于他们忘了，有了钱，还得尊重知识分子的人格。他们也忘了，有些专家、教授研究和发明某种新药，并不一定是为了钱，有许多人的真正目的是造福于生命。

中国知识分子最崇尚的是诚与信，这是远胜于金钱的高风亮节，也是用多少金钱也无法买动的。也许是有相通的灵犀，修涞贵最理解知识分子的这种品格，也正是这种理解，成了他最强有力的竞争资本。

他坦白地告诉专家们，他刚接手一个小制药厂，有几百万元的外债。他急需要开发几种新药，投放市场，以挽救这个濒临倒闭的企业。他没有钱，不能像有些大企业那样用几十万上百万元来买一个配方，他能掏出来的钱也许还抵不上研究的经费。他唯一能够保证的就是能按照配方，选用最好的原料来制造这些药，从而保证研究成果得到百分之百的兑现。

修涞贵愿以最诚挚的心、最勤快的手和最好的实效，来实现所有的专家、教授造福人生的崇高理想。也许，就是看中了他的诚与信，为研究新药“太和圣肝”付出几年辛苦，并得到批准生产文号的一位资深专家，力排众多药厂的高价竞买，无偿地把这个配方交给了他。

捧着这个凝结着老专家多年心血和智慧的配方，修涞贵感动不已，他眼噙着热泪说道：“我用你的‘方’去救病人，去救工厂，再用产生的效益来报答你，到那时，也许不是几万、十几万元……”

后来的事实证明修涞贵说话是算数的。诚与信成了他最大的本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