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景，好酒，好心情，两个人感到有点“相见恨晚”。

也许是多年舞文弄墨，也许是看惯了“秋月春风”，养成了大盛独特的性格特征，他从来都是不见真情不动心。

再一次来到通化，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看来，修涞贵果真是一个说一不二的汉子。不论是做记者还是做主编，多年积累的职业敏感，让大盛意识到，这个身材高大的东北汉子，将是中国企业界的一位风云人物。不论是管理才华和领导才能，他必将会成为中国企业的明日之星！

他要好好和他谈一谈。

见到修涞贵，才知道，他刚刚从长春回到通化。

原来，修正药业集团的管理总部，已经于2002年2月迁到了长春，在长春高新开发区，建起了一座形如扬帆巨轮、高达十六层的修正大厦。看来，这两年修正药业集团的发展还不只是这片厂区，他已经带领“修正人”走出了这个群山环抱的山城。

在综合楼的小餐厅里，修涞贵为大盛把酒接风。

高山在侧，山风徐徐，尽管时近盛夏，山城通化还是清凉宜人。

对于这次接风，大盛十分认真，职业的敏感让他认识到四个字：机会难得，可得好好利用。两人一坐下，大盛就提出三个要求。

一、不要别人陪同，就是咱们两个人；

二、咱俩把手机都关了；

三、让服务员在外面把好门，别让人打扰。

修涞贵一一照办。

杯酒下肚，大盛就抛出一个问题：“修董，二十多年前改革开放的政策，让中国人彻底地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束缚。当过兵的，下过乡的，种过地的，下了岗的一齐都奔向了一个目标——做买卖、办企业、炒股票、赚大钱。我知道，你是一个干了二十来年的交通警察，怎么也干上这一行？”

修涞贵笑了：“和他们不一样，我算是‘误入歧途’。”

大盛愕然一愣：“这话怎么讲？能不能详细说一说？”

修涞贵陷入沉思：

——那是1995年春天。对于修涞贵来说，这事儿来得挺突然。

一天下午，与他有点头之交的通化市医药局局长张金成突然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想约他见个面，谈点事情。那个时候，修涞贵在通化交警支队设备科当“头儿”，画道线，安设备，工作挺忙。但他对德高望重的张局长一向十分尊敬，接到电话，放下手里的工作就来到了医药管理局。

“你小伙子交警干了近20年，口碑不错，今天我想跟你商量，劝你改改行，怎么样？”

这些话来得不光是突然，还有意外，真让修涞贵一时难以回答。

“我听说你在交警支队管盖大楼，吃住都在工地，能够精打细算，给公家节省下来好几百万元。那工程我看了，质量是一流的。”张局长用两句话评价了他近20年的工作和为人。

其实，说到要他改行，修涞贵心里已经明白了八九成，医药局所属的医药研究所制药厂要选派新厂长的消息，已经吵吵多少日子了，在通化这个小城市里，差不多已经是人人皆知了。

“不行，我对医药这行不太通。”憋了半天，平时少言寡语的修涞贵总算是开了口。

“别瞒我。”张局长笑了：“你爱人不是在‘老站’那开了一家药店吗？你不是从老人有病就开始研究中草药？”

修涞贵不得不点头，局长说的句句都是实情，也许，这位领导瞄上他，已有时日了。

要说，修涞贵当年就“研究”中草药，也许有些言过，要说他很早就对中草药感兴趣，倒也是事实。

1976年秋，修涞贵年迈的父亲突患中风，服用了在当时称之为神药的“牛黄安宫丸”也不见好转。后来听有人说，要是当时服用“回天再造丸”可能效果会好些。他就四处去找……这个“丸”那个“丹”到底哪一种能治父亲的病？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修涞贵开始了对中草药的研究。

找到能治病的药方，为了保证药效，他还要亲自去抓药。因为他知道，有些中草药由于产地不同，药效也不同。为了找到正宗的药材，他经常托人从陕西、湖北往通化捎药。就靠着这些药，年复一年地延续老人的生命。

人，总是要走到自己生命的尽头。修父在中风9年后去世，接着修母又抱病不起。他又开始了第二轮对中草药的研究。这一轮的探索是伴随着改革大潮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起步的，经过十几年耳濡目染，修涞贵聪明而又贤惠的妻子李艳华也成了辨认药材的能手。她抱着闯一闯的心情，在通化火车站附近开了一家兼营批发的医药商店……

也许是对这一切都了然于胸，也许这就叫慧眼识真人。为了挽救一个濒临绝境的药厂，张金成隔山、隔行选中了这个交通民警，让他去当厂长。当时，张局长提出的要求也不算高，这个厂是通化医药研究所所属的药厂，是个小厂，从领导到员工，满打满算也不过百十个人，只要能给职工按时支付工资，就算是打了“翻身仗”。这一席话说得坦诚、中肯，于情于理，修涞贵都不能驳了张局长的面子，他答应去看一看，再做决定。

孰料就是这一声允诺，彻底改变了那个小药厂的面貌。几次脱身不成，也彻底改变了修涞贵的前途和命运。直到现在，屈指算来已有七八年的光景，他真的是和药厂同呼吸、共命运了。

大盛一直饶有兴趣地听着。

在修涞贵端起酒杯的时候，大盛插嘴问道：“修董，我有个观点不知道你同不同意。现实的中国就是这样，不管有多少人办企业，也不管他戴的是什么董事长、厂长、总经理的头衔，只要追溯他的上一代，他们的父亲、母亲，不是工人就是农民。再往上追溯三代，不论是爷爷还是太爷，几乎是清一色的农民。这个看法，对吗？”

修涞贵点头，显然，他认可这个看法。

大盛接着说道：“正因如此，几乎每一个人，一旦和商品打上交道，都忽然发现，我们最缺少的是经营头脑，我们的身上好像没有这种经营的遗传基因。企业要怎样管理？怎样算是科学管理？对许多人都是新的课题。”(www.daowen.com)

其实，大盛是地道的北京人，北京人，不是“什么话都敢说”吗？大盛这个人，常常是口没遮拦，他说这些话到底有什么含义？让修涞贵听了会是什么滋味？那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修涞贵呷了一口酒，点头道：“你说的是实情。我父亲是个农民，学了木匠手艺，走出乡村，到城里闯天下。后来，他又通过钻研自学，成为一名土木建筑的工程师。他也做过生意，开过木器厂，因为不会理财，不是被骗，就是赔钱。我的爷爷是从山东逃荒来的，一辈子没有走出过大山。我当警察，管理交通，也是一点一点摸索着学来的，冷不丁进到一个工厂，既得管原材料，又得管生产，还得把货卖出去，当时，还真有点‘丈二和尚’……”

尽管方才的话听了叫人不是很舒服，可修涞贵并没有表现出来，两个人谈出来的观点很贴近，大盛觉得找到了一个谈话的对手。加之眼看一瓶茅台酒就要见底，他也打开了话匣子：“正是大家摸不着头脑的时候，于是乎，外国管理企业的理论书籍像潮水一样应运而来。泰勒的、德鲁克的、卡耐基的、比尔·盖茨的、松下的、本田的……林林总总，汗牛充栋。一些陌生的管理大师的名字，被人们熟知。各式各样的，各种版本的‘洋管理’著作，满坑满谷，几乎能占中国新华书店的半壁江山。一时间，人们被各式各样的管理学说弄得晕头转向，纷纷掏钱购买，有的买回去放到办公室里装门面，以显示自己有学问，很‘国外’。有的买回去的确在认真研读，企图从中找到灵丹妙药，以治沉疴。你说说，我的观点对不对？”

修涞贵连连点头：“对，你说得对，就是那个状况。”

大盛道：“事实说明，中国人‘学而不厌’和‘学而时习之’的传统精神，又一次得到了普遍的公认。不到几年的时间，‘奶酪’‘狼性’‘第五项修炼’‘企业DNA’‘MBA’……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新名词，就在企业和市场流行开来。五年、十年到现在改革开放二十年了，随着时间的‘逝者如斯夫’，人们面对市场竞争的严酷事实，既没有从‘洋管理’的书籍中找到灵丹，也没有从‘洋管理’的理论中寻到妙药。眼见着一个个企业，在开业两三年后纷纷倒闭，眼见着一个个怀揣着‘洋管理’书本的老板重新失业，人们又一次在‘洋管理’理论面前晕头转向。”

修涞贵道：“时间，是检验真理的真正大师。”

大盛道：“尽管我没做过生意，可我是经济杂志的副主编，我把许多管理大师的书全看了。我告诉你，修董，只有把所有‘洋管理’的书籍统统读到最后，你才能发现，这些声名显赫的管理大师们，说的道理无不天花乱坠，讲的原则无不头头是道。但是，我们中国的企业家就是听不明白，想不明白。不是中国的企业家多么笨拙，也不是中国企业家的脑袋不能开窍，产生隔靴搔痒的根本原因是文不对题。也许到了十年后的今天，许多明眼人终于看出：人家的理论，是说给具有百年以上历史的跨国公司的老总听的。人家的经验，是写给那些在资本主义市场里摸爬滚打，具有成熟经验的企业管理者们看的。中国人大把掏钱买回成捆成摞的洋管理书籍，不管你是真看还是不看，那样子，都有点像中、小学生去捧读大学课本一样滑稽。对不？”

也许，是酒精的作用已经渗透到脑细胞，大盛的话滔滔不绝。修涞贵几次想要插嘴，几乎找不到置喙之地，只能不住地点头称是。

修涞贵借着给他满酒，总算是插上一句话：“也许，我要再三强调：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修涞贵接着说：“我说一个观点，不知道你同不同意。作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千百万大小企业家们，也包括我在内，要是从实践角度来讲，最急着要掌握的知识，不是大套的‘洋管理’，而应当像古代刚入学的孩子一样，是要从《三字经》《百家姓》这些最基础的东西学起。而不是一步登天，就读什么‘卡耐基’‘德鲁克’那样的‘四书五经’。”

几句话引起了大盛的兴趣：“修董，你说得对！且不要小看了那本薄薄的《三字经》，它开宗明义的六个字‘人之初，性本善’，就让我们世界上无数的学者和大师争论了两千多年，到现在还没有头绪。”

引用《三字经》《百家姓》只是一个比喻，显然，大盛没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谈了对《三字经》的看法，修涞贵又不能不点头称是。也许，这位记者会顺着《三字经》一直“跑”下去，会把一场谈话弄得毫无边际。

大盛谈兴大发，他把一杯酒一干而尽，接着说道：“也许，只有把所有‘洋管理’的书籍统统读到最后，你才能发现，没有哪一位外国的管理大师，真正关心正‘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企业。更没有哪一位外国的管理学大师，想要扶持一把正在蹒跚学步的黑眼睛、黄皮肤的小老板们。当然，也没有任何一位外国的管理学大师，能够说清，在中国这个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中国的企业究竟应该如何弄潮？更没有哪一位外国的管理学大师，能够说清在中国这个以政府调控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中，在无数个‘宏观管理’和‘潜规则’沟壑纵横的环境中，中国企业应该如何应对？”

修涞贵又是一阵点头，他也意识到，这位副主编在研究“洋管理”方面，的确是下了大功夫的。况且，几杯酒下肚，他的思路并没有顺着《三字经》跑得无边无沿。这样的谈话，已经不是能靠理智完全控制得了的，但是大盛还是能够继续大谈“管理学”，足见其内心深处有着极强的理性和定力。

面对这样一位既有学识又有性格的谈话对手，也让修涞贵感到惺惺相惜。他斟满了酒，两人同时端起杯碰了一下，又是一干而尽。

大盛夹了一口菜，边吃边说：“有一本书名字叫《企业管理者必知的48种管理思想》。书里说它‘展示了100年来世界各国著名管理家和企业思想家最经典的48种管理思想和理论的精髓’。我就不相信，中国有多少企业家能够记住这40多个人名，更不要说他们的理论，还有什么精髓了。看完了‘洋管理’洋洋洒洒的叙述之后，用一句实事求是的话来总结，应该说，‘这些理论都没有错处，对咱中国，也没有用处’。”大盛用一个干脆利落的手势，结束了这番话。

修涞贵端着酒杯，冷静地说道：“兄弟，说别人的理论没有用处，有点大不敬吧。我想，解释这个得用中国一句古老的箴言：有一种植物，种在南方为橘，种在北方则为枳。我要‘修正’你说的话，咱不能说人家的理论不好，也不能说人家的学说没水平，这个毛病得要中医理论来诊断，其名曰：‘水土不服。’你说对不？”

大盛惊奇地瞪大了眼睛：“为什么你说话的‘点儿’踩得比我还在‘点儿’上？”

修涞贵道：“我听来听去，发现你的想法和我的想法很相近，也许，因为我一直在实际管理企业，因为碰到的太多，感触得太多，很多想法产生得比你还要早。我常常想，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我管理企业也有七八个年头了，是不是我们应该拿出中国的企业管理理论了？”

大盛显然被这样的说法打动了，他又端起酒杯和修涞贵碰了一下，自己就喝了下去：“修董，我看得出你是个有头脑有思想的人，你想依据什么来创建中国企业的管理理论呢？”

修涞贵为他斟酒：“依据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结合管理企业的实践经验，吸收外国管理学的营养。”

大盛不以为然：“中国传统文化里有多少哲学？”

修涞贵用肯定的语气说：“有！很多，就在《周易》里。”

大盛把眼睛瞪得老大：“你懂《周易》？”

修涞贵点头：“我学习《周易》快十年了。”

大盛感慨地说：“我也看了不少《周易》的书，看不懂，连个卦也算不了。”

修涞贵纠正他道：“学《周易》要汲取它的哲学思想，谁要学算卦，就是上了邪道，一辈子也没有出息。”

原本是想看一看修涞贵说话能不能兑现，通过这一番接风的谈话，大盛立马改变了初衷，他对面前这位董事长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兴趣，他要在修正药业集团多住几天，要全面了解一下这个企业的发展过程。

当然，他也想从修涞贵的肚子里，再掏出一些东西来。是什么？他一时还说不准，也说不清楚。也许，和这样一个有头脑的企业家在一起交谈，能够为中国企业管理找出一条解困之道，以解他多年的困惑。当然，他也想摸一下底，看看修涞贵对《周易》的研究到底是什么水平。

听说他要在修正药业集团多待几天，修涞贵立即表示“热烈欢迎”！

他告诉大盛，要了解修正药业集团，应当从那个小药厂谈起。当年那个小药厂的领导，都留在了修正药业集团，还有一些老工人，有的退休了，有的当了中层领导。他可以随时随地找他们谈话。同时，修涞贵建议他到那个小药厂的老厂址去看一看，增加一点感性认识。

这一顿接风酒，两个人喝了两个多钟头……

晚上，修涞贵陪同大盛打了一场台球。

大盛是打台球的高手，在京城新闻界的台球圈里也算小有名气。几杆过后，他发现修涞贵的打法很专业，打着打着，修涞贵叫服务员把一位副总找了来，向这位副总布置明天到柳河去的事情。

原来，那里有一个被修正药业集团收购的药厂。如何解决易地改造的问题，修涞贵原本说了两条意见，现在感到还要再加一条，这是他刚刚想到的。原来，他打台球，只是换一种方式的思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