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中华
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教授
《“修正”管理之道——修涞贵与修正哲学》这部“开创中国企业思维新路”的洋洋大作,向我们展现了一位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在中国经济发展大潮中所涌现出来的一位民营企业家,是如何把一个负债400万元且濒临破产的企业,重新打造并发展成年销售额高达40多亿元的大型制药企业的艰苦创业过程。从这部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最受人关注的话题——中国经济奇迹与中国传统文化、经济发展模式及企业软实力建设的关系。
40年来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尽管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和一些难以预见的潜在危险,但它的发展变化,确实令人惊叹不已。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里,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这几乎成为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哲学乃至宗教等各个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
长期以来,关于文化与经济发展模式的探讨,东西方学者多信奉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持的观点,即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及企业发展是不相容的,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障碍,因此东方只有在皈依基督教的前提下,才能得到发展。这一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曾受到严峻挑战,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中,传统儒家文化圈内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及我国香港、台湾等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超越了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于是一些西方学者又提出所谓“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以区别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西方经济发展模式”。但东亚经济的发展,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减慢了步伐,遂使“东亚模式”受到普遍怀疑。甚至有些西方学者幸灾乐祸地宣称“从来就不存在东亚模式”“东亚模式只是一个神话,一个假命题”等。
然而,事态的发展,并非如一些西方学者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所预言的那样,东亚的经济发展不但没有止步,反而越发强劲。现在,不仅东亚,包括印度在内的整个南亚、东南亚,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为“东亚模式”提供了新的证据,而且还增加了“根据中国国情谋发展”“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等诸多新因素、新内容,力图走出一条既吸收西方经验,又有别于西方模式的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发展的道路。所有这些,又重新引起世界的关注。当前,对“东亚发展模式”及“中国发展模式”本身的研究,及其与“西方发展模式”关系的研究,成为“国学热”兴起的一大动因。因为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离开传统儒家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便无法理解与诠释“东亚发展模式”或“中国发展模式”的真正内涵和价值。
从这一背景和意义上说,《“修正”管理之道——修涞贵与修正哲学》的问世便不是企业家的偶兴之作,它反映或代表的乃是在多元文化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企业家对自身企业软实力开发及企业文化建设的深度思考。尤其可贵的是,这种思考并非脱离实际的空谈和遐想,而是把自己企业的文化建设与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哲学智慧结合起来,从而开创并建立适应历史发展与时代需求的企业新思维、新方法与新战略。这种建立在“文化自觉”与“哲学突破”基础上的新思维,不仅是中国企业家的需要,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实现“和平崛起”与“民族复兴”的需要。(www.daowen.com)
根据《“修正”管理之道——修涞贵与修正哲学》一书的介绍,修正药业集团董事长修涞贵先生所提出的“修正哲学”,正是在充分汲取、扬弃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在吸收《周易》的哲学智慧和思维方式基础上形成的。其基本内涵是:“世界上的错误成千上万,究其原因只有两个:一是‘过分’,二是‘不及’,修正哲学就是在‘过分’和‘不及’之间,寻找正确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致中和’。”可以说,“修正哲学”既是一种经过浓缩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又是一种经过千番磨砺的人生体验。它是把孔子及孔子后学的“中庸”与《周易》的“保合太和”思想结合起来,形成其所称谓的“可操作性”的哲学思维。正如《中庸》这部儒家的重要经典所揭示的那样:“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儒家看来,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乃无所偏倚之性。因其无所偏倚,故孟子谓之“善”。此善乃天所给予,故谓之“大本”。人若失去善之本体,即意味失去良心,失去人性,人也就变成兽。我们从修涞贵先生对“狼性”和“狼道”的批判中,即可看出他是如何理解和诠释儒家性善论的。他庄严地宣称:“修正药业不但是在生产和营销领域,坚决反对使用‘狼道’。”而且在人事录用和人才选拔上,“对那些实施‘狼道’的人,修正药业决不录用”。对这位熟读经史的企业家来说,“人们有向往真善美的本性,要把狼性移植到市场上去,就是从人到兽的退化,就是提倡‘天下滔滔,率兽而食人’”。这样的看法,实际上也是对“和也者天下之达道”的理解与诠释。在儒家看来,“和”即是“中节”,即是“达道”。只有当人的情感、认识及行为既不过分,也无不及的时候,才可称得上符合节度,此之谓“和”。因为任何“过”与“不及”都会产生偏颇和乖戾,都会造成自身及他人的痛苦。因此只有在符合节度的“和”面前,才能展现出四通八达的大道而不自塞自闭,同时也不塞他闭他,才能共同进步与发展,这就是大家常说的“共赢”。这也即是“修正哲学”所谓的“在‘过分’和‘不及’之间,寻找‘致中和’的正确方向”。
作为天下达道的“和”,是与“狼道”的吃人与恶斗不可同日而语的两种价值观和方法论。照修涞贵先生的看法,“市场绝不是动物世界,一定要弱肉强食;更不是古罗马的斗兽场,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市场是诚信为本,守法经营,公平交易”,“因此,狼道不仅违背了经商的原则,更违背了做人的原则”。由此亦可以看出,修正药业集团之所以高扬人道而反对狼道,正是基于对儒家及《周易》中最富有的普世关怀和人文精神的理解和弘扬。
这里,我还想说的一点是,修涞贵先生对《周易》这部传世经典的理解是很到位的。首先,他一再强调“善易者不占”的精神,乃是汲取《周易》哲学思维的首要前提。其次,《周易》的灵魂在于崇尚“变动”,人的吉凶祸福是在变动不居的环境、条件下发生的,因此要趋吉避凶,不是靠占筮,而是靠人的“变动思维”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和把握。再者,企业的生存发展要追求“永续性”,这是对《周易》“继善成性”“变化日新”“生生之谓易”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理解和把握。再次,“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在于修元正本,造福苍生,回报社会”,此乃是对《周易》“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思想的具体落实。最后,企业及企业文化的健康发展,需要居安思危,防微杜渐,此即《乾卦》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之深意,也即是《乾·文言》对《乾》之上九的解释:“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也就是说,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企业,甚至一个国家,都要避免“亢龙有悔”。因为所谓“亢”,是不知进与退、存与亡、得与失等对立的东西可以发生转化。如何做到知进退、存亡、得失?答案是“因时而易”。此即《周易》“与时偕行”的思维判断,亦即《周易》所说:“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
总之,修涞贵先生的“修正哲学”是通过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继承、发展与修正,建立并完善企业的“软实力”和“发展模式”,同时也是创立“企业文化”与“企业哲学”的大胆尝试。我们深信这种尝试一定会取得成功。因为建立在整体性与有机性基础上的儒家人文精神和中国易学的思维方式,在现代社会可以转化为巨大的文化精神资源。在无节制的资本主义、集权式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及普存于社会中的物质中心主义等心态驱使下,当今社会正在滋长着无限度的利益追求、贪婪、掠夺、攫取、腐败,使处于弱势边缘地位的人群中,同时滋长着嫉妒、愤怒、仇恨和反叛等情绪。这些情绪的蔓延和高涨,导致暴力与非暴力的恶性循环和社会规范、道德规范的解构与社会方向、人生价值的迷失。儒家人文精神和《周易》的思维方式,可以在很多方面弥补几乎被上述因素掏空的伦理和精神价值。正如“修正哲学”所主张并坚持的:坚守一种诚信的文化,建立家庭、人际关系的相互信任;坚守一种“太和万物”与“和而不同”的多元和谐文化,建立企业及社会的普遍和谐;坚守宽容、仁爱的精神,建立普遍的人文关怀;坚守一种团结自律的文化和一种公正的经济秩序,以节制、谦和的意识取代对于金钱、特权和消费的盲目追求;坚守一种向善的人性理念和尊重生命的文化,以保持公民及企业在良性竞争中的永续发展。
祈盼修正药业集团以“修正哲学”的理念与实践,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贡献能使身体康健的药物,也同时贡献使员工、企业及整个社会精神健康的中国化的“企业哲学”。
2007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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