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调研中发现，造成国企反廉倡廉工作这些问题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既有内部原因又有外部原因，既有企业原因又有社会原因，既有现实原因又有历史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是“五个不到位”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一，思想认识不到位。有的企业领导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主要任务是找出路、拓市场、要效益，只要生产经营“搞”上去了，经济效益“突”出来了，就“一好带百好”，反腐倡廉建设自然就好了，从而把它视为附属品；有的认为搞市场经济，对国有企业监督太多会束缚经营者的手脚，或片面地强调企业的特殊性，认为“水至清则无鱼”，严格廉洁自律会影响企业的发展，信奉“经济要上，纪律要让”的错误观念；有的对抓国有企业反廉倡廉工作心存畏难情绪和躲避态度，认为查企业的问题左右为难，怕查出了案子搞垮了企业，吃力不讨好，因而对问题睁只眼闭只眼。有的认为，企业生产经营是“硬指标”，而反腐倡廉建设是“软任务”，在实际操作上抓硬放软，企业领导干部忙于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经济指标，忙于各项业务往来应酬，忽视了反腐倡廉建设，存在着“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有的甚至认为，党廉责任制主要是党委、纪委的事，工作是他们的，制度由他们定，考核随他们干，因而行政“一把手”对这项工作很冷淡。这是制约企业反廉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提高的思想根源。

第二，制度措施不到位。存在制度操作性不强，宏观强而微观弱，只重形式不重实际内容，一些内容该有的没有、该具体的不具体、该量化的没量化等问题。一是党廉“一岗双责”责任制没有真正形成。有的企业领导末能按照责任制“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一起考核”、“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各负其责”的要求来真正履行职责，而是把工作交给纪委去干，使纪委代替党委抓党风、抓廉政，责任追究制没有落实，影响了责任制落实的质量。二是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完全确立。实行公司制的国有企业中，真正按照《公司法》进行操作和规范的很少，“一把手”一般都由上级党委或主管部门任命。在许多国有企业中，董事长身兼党委书记、总经理等职务，既是资产管理者又是资产经营者，经营决策权、财务审批权、人事任免权等多项权力集于一身。“新三会”（董事会、监事会、股东会）与“老三会”（党委会、工会、职代会）职责交叉，在企业新体制的运行中难以发挥作用，以致于党组织在企业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明确。这种不当的兼职和用人制度，导致“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和对企业法人代表监督的乏力，造成了很多国有企业的主要领导干部“一人说了算”的现象，为诸多违法乱纪者提供了机会。三是管理制度不够完善。有的在制度管理、监督机制、财务管理上没有形成健全的制度，其主要表现为“四多四少”：原则性、粗线条的制度多，标准量化、操作性强的制度少；普遍性、面向一般党员干部的规定多，针对性、要求党员领导干部的制度少；就事论事、松散应急性的制度多，超前性、整体配套的制度少；应付上级检查、做“挡箭牌”的制度多，能真正执行、视为“尚方宝剑”的制度少。这种多而空、虚而散，对下不对上，难以具体落实的制度，失去了制度应有的规范性、严肃性和强制性，为腐败行为的产生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和漏洞。这是制约企业反廉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提高的制度障碍。

第三，党性修养不到位。一是思想改造放松。学习与改造是党性修养的基本途径，而有些领导忽视思想改造，不注重政治理论学习，不认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使理想信念动摇，个人主义恶性膨胀，产生“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捞白不捞”的投机心理。二是民主意识缺乏。一些国有企业主要领导干部不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和“三重一大”工作制度，忽视集体领导的作用，往往是大权独揽、小权不放，把自己凌驾于集体领导之上，对他人的意见、建议置若罔闻；在工作决策上我行我素，独断专行，不能按照有关规定集体研究讨论决定，而是喜欢个人说了算；独享用人、用财大权，违法乱纪，“一支笔”就可以决定企业的巨额资金支出，“一句话”就可以决定干部职工的进出升降。三是法制观念淡薄。有些领导平时不学法，不知法，不懂法，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极其弱化，缺乏被监督意识，自己的行为不愿意受制于人，对各方面的监督反感；有的甚至抱有抵触情绪，把别人对他的善意批评看成对他有意见、有偏见而耿耿于怀，把纪检监察部门的提醒谈话当作耳边风，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尽情放纵自己的行为；更有甚者，藐视法律，对法律的威严认识不足，明知“伸手必被捉”，仍无所顾忌，胆大妄为。四是权力私欲化失控。有些企业管理者权力观发生偏差，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和工作条件变成了自己的私欲化领地，作为谁也碰不得、动不得的私有财产，专横跋扈，为所欲为，想方设法利用权力谋取私利，维护和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权力的过分集中，权力的暗箱操作，权力的异化失控，导致以权谋私和腐败现象的发生。这是制约企业反廉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提高的主观因素。(www.daowen.com)

第四，监督落实不到位。一些企业领导干部在职务上是“一把手”，在决策时是“一言堂”，在财务支出中是“一支笔”，副职、班子成员不愿监督，知情的部门怕得罪领导又不敢监督，职工群众无法监督，存在着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虚、下级监督太弱、法律监督太晚的现象。一是企业纪检监察机构力量薄弱。目前，国有企业内部设有纪检、监察、审计、职代会等监督部门，但有些一类企业所管理的资产庞大，所属企业和员工众多，而纪检监察人员少，工作上顾此失彼，总体上应付工作、检查的多，主动谋划工作的少，对基层单位的监督更少。二类、三类企业纪检干部配备得更少，兼职的更多。同时，企业纪检干部自身素质不高，生产经营的业务不懂、纪检监察的业务不熟，工作方式方法不新。加上纪检干部的岗位交流要么太少、要么太频繁，制约了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二是企业纪检监察部门缺乏权威性。对上级不敢监督：企业纪检监察部门受上级业务部门和同级党政组织的双重领导，其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和配备、经费开支、福利待遇等都受制于“一把手”，也就是说监督主体的生存发展资源都掌握在被监督者手中，监督主体受制于监督客体，缺乏必要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显得苍白无力，难以实施有效监督。对同级不愿监督：企业部门之间相互熟悉，怕对人、对事过于“较真”影响团结、伤了面子，遇到问题或是绕着走，或是轻描淡写，往往息事宁人、一团和气，不愿行使监督权。对下级不真监督:怕监督多了，会失了基础、丢了选票。这是制约企业反廉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提高的客观因素。

第五，经费保障不到位。企业纪检监察工作具有线长、点多、面广的特点，有些案件时间跨度大，涉及的人员、领域多，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企业纪检监察部门的经费是非常有限的，只能支撑和保障常规业务工作的正常开展，一些必要的反腐阵地硬件建设、反腐资料购置和反腐教育活动等就难以保障，一些创新性或大型的反腐倡廉工作和深度的专题调研、理论研讨等更无法开展，自然就难以达到预期的良好效果。这是制约企业反廉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提高的物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