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核指标体系的设置直接关系到政府行为的绩效，同时也决定政府行为的偏好。发展是硬道理被许多官员理解成GDP 增长是硬道理，进而更延伸为为了经济增长，其他因素如公共事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都可以为此让路。在这种导向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又怎能实现？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制度，要将传统的只问结果不管过程，转为评价政府官员所承担职能的实现程度以及所在地居民的满意程度。同时，将考核结果与政府官员的奖惩、职务升降密切结合起来，促使政府官员彻底将提供公共服务作为自身的首要工作。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一部经济制度的创新史，因此，破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一世纪难题，同样需要进行制度创新与改进。在政府目标多元的情况下，过多地关注经济增长必然弱化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则是与长期以来形成的干部考核机制密切相关。所以，建立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绩效评估体系，并将基本公共服务指标细化纳入政府考核范围，变软约束为硬指标，是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建立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评估体系，最理想的模式是结果导向型的，即根据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结果，而不是根据预研究或政府行政的过程来判断政府公共服务的绩效。它能有机地根据政府行为的结果来反馈、回应政府行为本身，进而保证政府做正确的事情、按正确的流程做事和把事情做正确。也就是说，以结果为导向的公共服务评估体系引导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要以民生为本，以满足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本，以促进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本。建立结果导向的公共服务评估体系，必须重点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明确公共服务的对象，即解决到底为谁服务的问题。著名学者戴维·奥斯本指出，“大多数美国政府都是顾客盲”，不知自己的行政顾客是谁，这并非美国特有的现象，其他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在中国的行政部门中，长期以来奉行的是一种“对上负责”的观念，这说明政府工作人员并不十分清楚自己的服务对象。试想，提供服务的人如果对自己的服务对象都不了解，又怎能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服务呢？发达国家强调公共服务必须努力使公民满意，务必用较少的资金和其他资源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使公民得到更多的利益和实惠。针对传统政府“投入导向”产生的弊端，引入“结果导向”，关注政府提供的最终产品，评估政府的行为是否符合“三E”原则，即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效益（Effectiveness）是否符合并实现了政府既定的管理目标。结合中国实际，建立结果导向的公共服务评估体系，首要的是政府人员要转变观念，增强使命感，将为最大多数人民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作为最大的政绩，时刻为人民群众的利益着想，并将这种观念上升到组织文化的层面上来，成为每一个工作人员的价值取向和自觉行动。(www.daowen.com)

第二，解决评估的主体问题，即由谁来做出评估。以往中国政府的绩效考核评估归属组织部门，这些考核实际上是对干部的考核，而不是对政府职能的考核，这种考核对于促进政府提高公共服务能力的作用非常有限。以结果为导向进行公共服务评估，应建立一种由政府、研究部门和媒体（公众）组成的三元评估机制。政府是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是主要的信息来源；研究机构和媒体则相对中立，研究机构负责提供评估的方法和出具评估的结果；媒体则代表公众，成为公众、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的沟通渠道，当然它们也有自己独立的判断标准。在目前情况下，由这三方共同完成对公共服务的评估是一种较为可行的选择。

第三，使用科学合理的评估方法，建立高效的沟通反馈机制。为实现以结果为导向的公共服务评估体系的效果，应专门设立一套评估公共服务的模型，合理设计评估的指标和权重，注重评估的可操作性。坚持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评估方法，单纯的定性分析容易产生偏差，而单纯的定量分析无法为改进公共服务提供有效的评估意见。英国所实行的公共服务评估体系既包括对中央政府各部门的评估，也包括对地方政府和具体项目的评估。在对项目的具体评估方面，则设立了对公共服务项目的技术方案、经济性、有效性、社会影响等一系列指标的评估。比如，在评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效益方面，要考虑到政府活动的阶段性社会矛盾调解功效、政府活动的长远效应、政府部门行政活动的互补性效应等因素。与此同时，要建立一套有效的信息沟通和反馈机制，对评估体系进行定期检查和修改。没有通畅的信息沟通与交流，评估的结果也就没有任何意义，结果导向的评估体系的最终目的是改善政府的公共服务，通过沟通与交流，不断审视评估体系，不断对其进行修正，从而充分发挥评估体系的真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