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全体公民都能公平可及地获得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其核心是机会均等，而不是简单的平均化和无差异化。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强调的是机会均等。机会均等是指全体社会成员作为社会契约的签订方，在接受（或拒绝）政府提供的某种服务上具有大致均等的机会。该原则保证所有社会成员在基本公共服务的分配上起点公正，无人被排除在外，即保证社会的最大多数成员能够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对于一国国民而言，尽管每个人的天赋能力不同，所占有的资源也不尽相同，但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方面应该是均等的。应当看到，无论是城乡之间，还是地区之间，我国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机会不均等，这种机会不均等正导致社会流动性逐步变差，社会阶层日益固化，极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关注的是结果相对均等。基本公共服务实际上强调的是一种“底线服务”或“生存服务”，原则上保证“底线完全平等”，即“上不封顶，下要保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终体现为结果相对公正。一个国家的公民无论居住在哪个地区，都有平等享受国家最低标准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换言之，每个公民，无论是失业还是就业，无论是身体健康还是身有疾患，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无论是老人还是儿童，都应该享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最基本的医疗保障和义务教育。基本公共服务的最低供给水平应该均等，所有地区和所有个人都应享受这一水平以上的公共服务。当然，强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不排除某一特殊群体享受更多的基本公共服务。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种动态的、发展型的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理念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大转折、大发展、大变迁的背景下提出的，是动态发展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充分考虑到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对于社会成员发展能力的培养和对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更多的公共服务将被纳入“基本”的范畴。这就要求设计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变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保证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符合中国不同发展阶段的、动态的基本公共服务。(www.daowen.com)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是简单的平均化。平均化是对公共资源进行单纯的份额等同的分配，是从实证角度出发的，既不讲效率也体现不了真正的公平。均等化并不是强调所有居民都享有完全一致、没有任何差异的基本公共服务，而是从基本人权角度出发，关注机会的均等和结果的相对均等。这种均等，既不是绝对平均也不是差距悬殊，确保全体人民公平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比如，城乡居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偏好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城市居民偏重于有利于发展的基本公共服务，而农村居民则更关心满足基本生产生活需要的公共服务。从这个角度看，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供给存在差异是正常的，但这种差异要能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简而言之，这里的“均等化”是在承认地区、城乡、群体差别的前提下，保障所有居民都享有一定标准的基本公共服务。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不排斥自由选择。在提供大体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尊重某些社会成员的自由选择权。当今社会是多元化社会，社会成员的需求千差万别，某些社会成员可能不愿意享受社会为之提供的公共服务，这是完全允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应该尊重这些社会成员的选择权。必须指出的是，尊重人民的自由选择权，与尊重人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权利并不矛盾。即使在“基本公共服务”的框架内，也应想方设法让老百姓有自由选择的空间，不能一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否定人民的自由选择权。^[2]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中国国情与国际原则有机融合的均等化。2021 年，中国人均GDP 突破8 万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超过12000 美元，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既面临诸多机遇，也遇到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挑战。从国际经验来看，如果一个国家只重视“黄金式的发展”而不重视应对“凸显的矛盾”，这个国家的发展将很难持续长久。中国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不能脱离中国实际，在目前来讲只能是低水平的，保障人民基本权利，解决人民最关心、最迫切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而中国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设计必须有世界眼光，应善于吸取他国成功经验，借鉴人类文明一切有益的成果来补充、完善中国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两者是并行不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