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贫困的第一个原因就是阶级压迫。工人阶级为何会遭受如此严重的物质贫困，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必须认真回应的理论和现实难题。在当时占主流的国民经济学家看来，工人阶级的物质贫困根源于工人自身能力、智慧、技艺等因素的缺失，工人自身而非社会结构要对工人遭遇的物质贫困负责，整个社会也没有责任和义务改善工人阶级的生存境遇。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工人阶级的悲惨遭遇是社会结构导致的，引发工人阶级物质贫困的根本原因是资产阶级的压迫，而不是工人阶级自身的某些因素。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即“对工人来说，劳动的外在性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11]。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理解，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立足于劳动所有权和等价交换原则。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劳动者，每个人都合法地拥有自己的劳动产物，并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从社会中换得自身所需。一个人获得的财富越多，也就越能够表明他的劳动产物相对更充分地满足了社会的需要，是个人劳动能力以及其他内在素质的外在确证。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现代社会并没有建立在劳动所有权和等价交换原则基础上。工人的劳动及其产物没有归工人自身所有，而是无偿地被没有从事劳动的“他人”即资本家拥有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不是平等的商品生产者的关系，而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毫无疑问，这一判断是深刻的，也为理解工人阶级物质贫困的成因，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因为，国民经济学家主张的劳动所有权和等价交换原则，实际上构建了一种个体间的抽象平等关系，使现代社会成为满足每个人张扬个性的乌托邦。这样，理解物质贫困的成因，只能从个人因素着手。马克思对劳动所有权和等价交换原则的否定，实际上否定了现代社会的乌托邦设定，把压迫与剥削理解为现代社会的所有权本质，既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同时也为理解工人阶级物质贫困的成因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理论视角。

“异化劳动”概念虽然通过阶级压迫的视角，一语中的地揭示了工人阶级物质贫困的成因，不过这种解释框架仍旧存在局限性。“异化”是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哲学家使用的范畴，它预设了前异化和扬弃异化的两个阶段。但是，这两个阶段本质上都是一种价值预设，异化及其扬弃的推动力来自概念自身，是精神运动的表现形式。所以，以“异化劳动”概念规定工人阶级的现实境遇，不足以历史地解释工人阶级遭受的资产阶级压迫究竟从何而来。马克思很快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在新的理论起点上，展开了新的探索。一方面历史地对待现代社会阶级压迫的历史生成，同时唯物地认知现代社会阶级压迫历史生成的内在推动力。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深刻指出，“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12]。这是马克思与异化史观划清界限之后的重要理论创造。这意味着，马克思不再预设人类社会历史中前异化状态的存在，也不再以异化框架论证未来社会的必然到来，而是重返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脉络，指出阶级对抗就是主导社会历史发展演变的内在动力。在《共产党宣言》开篇，马克思也鲜明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3]。在许多启蒙哲学家看来，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就已经进入到最高阶段，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已经实现了。马克思则深刻地指出，现代社会本质上并没有超越传统社会，因为二者都是建立在阶级压迫基础上，只不过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身份发生了变化，用马克思的话说，“封建主义也有过自己的无产阶级，即包含着资产阶级的一切萌芽的农奴等级”^[14]。工人阶级遭受资产阶级压迫、遭遇严重物质贫困这一事实，也是历史地来自前现代社会的阶级压迫。

在给安年科夫的信中，马克思指出：“社会……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15]也就是说，现代社会中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压迫，作为一种社会“交往方式”，本质上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是生产力不断发展变革的历史产物。到此，马克思已经超越了当时的国民经济学和占据统治地位的黑格尔哲学。因为，马克思不仅从阶级压迫的视角出发，理解社会的构成原则，把握工人阶级遭受物质贫困的原因，而且也为社会中阶级压迫的形成与发展找到了根本动因。

不过，马克思的任务到此远没有完成。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也以阶级压迫为基础，但是等价交换原则似乎仍旧在现实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至于人与人之间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经济关系，前资本主义时代中人对人的绝对依附状态在资本主义时代被消除了。马克思此时还没有清楚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压迫得以产生的独特经济机制究竟是什么。于是，马克思更加细致地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从而更加清晰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压迫的实质。(www.daowen.com)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指出，“个人交换也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而这种生产方式又是和阶级对抗相适应的……没有阶级对抗就不会有个人交换”^[16]。这句话乍看似乎有些费解。交换本身蕴含着等价的内涵，也就是说，马克思承认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等价交换行为，不过马克思马上又指出这种等价交换是建立在阶级对抗，即剥削基础上的，以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的劳动及其产物为基础。换句话说，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既是平等关系，又是不平等关系，既是等价交换，又是不等价交换。看上去，这之中存在着深刻的悖论。不过，马克思却通过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揭示，在解答这一悖论的同时，深刻阐明了资产阶级压迫工人阶级、劳动者遭受物质贫困的深层经济机制，为历史地理解现代社会阶级压迫的生成路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认为，“工资，即劳动的相对价值或价格，因而也是由生产工人一切生活必需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17]，“利润和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只是表示资本家和工人分享一个工作日的产品的比例”^[18]。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全部历程中，这是相对较早对剩余价值问题的论述，即资本家与工人得到的利润和工资，都来自工人的劳动时间。不过，马克思此时的论述尚不十分清晰，他还没有清楚解答等价与不等价如何同时存在。到了《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才对此进行了清晰的阐释。

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把资本家与工人的交换过程区分为两个环节：第一，“工人拿自己的商品，劳动，……同资本出让给他的一定数额的交换价值，即一定数额的货币相交换”^[19]，“在资本和劳动的交换中第一个行为是交换，它完全属于普通的流通范畴”^[20]。所谓“普通的流通范畴”，其实也就是指等价交换。的确，如果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工人通过出卖劳动力从资本家那里赚取工资的过程确实是等价交换，劳动力作为商品所包含的价值等于工资这种商品所包含的价值。不过，工人与资本家交换行为的第二个环节，情况则根本不同：“资本家换来劳动本身……使资本得以保存和倍增……是在质上与交换不同的过程”^[21]。因为，资本家从工人那里购买到劳动力这种商品之后，工人在劳动时间中为资本家创造的实际价值，要多于工资包含的价值，站在资本家的一方，“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必须是非交换”^[22]，也就是剥削。马克思把工人偿还给资本家工资之后，又付出的劳动称为“剩余劳动”，把工人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称为“剩余价值”，这也就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价值。所以，工人与资本家之间以“非交换”为基础的“交换”行为就是这样产生的。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在于，没有仅在普通的流通范畴考察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而是把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这一整个环节，作为自己分析资本家剥削工人这一基本事实的理论视角。

那么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如何从历史中产生的呢？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马克思才能真正解释工人阶级为何遭受物质贫困，才有可能进一步寻找消灭贫困，实现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路径。在《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中，马克思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论证了生产力发展对社会关系变革的决定性影响，也就是说，马克思现在要回答，剩余价值生产是如何随着生产力发展而历史地产生的。

在国民经济学家的视野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与发展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但是实际上，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以剩余价值生产为目的的所有制形式，其实也是历史地产生的，并且以血腥掠夺而非田园诗式的路径，得到了现实规定。在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两端，“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也就是劳动的出卖者”^[23]。“他们本身既不像奴隶、农奴等等那样，直接属于生产条件之列，也不像自耕农等等那样，有生产条件属于他们。”^[24]探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成，分析剩余价值生产的历史由来，其实也就是在分析，这两个阶级群体如何从前现代社会中发展而来。马克思指出，现代社会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来自同一个历史过程，那就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和生产资料分离，被当做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25]。“生产者”主要指封建社会的农民，他们本来拥有土地这种生产资料，但是却被封建贵族剥夺了，以至沦为只拥有劳动力的“自由劳动者”。这样，社会中便逐渐分裂为两个阶级，即掌握生产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家与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劳动者为了生存，只能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于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也就奠定了，剩余价值生产也就形成了。马克思为了说明这一历史进程，以英国的“羊吃人”运动为例：“新的封建贵族则是他们自己的时代的儿子，他们把货币看做权力的权力。因而，把耕地转化为牧羊场就成了他们的口号。”^[26]原本依赖耕地生活的农民，被赶出了土地，最终变成了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