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使得中国思想家将大同社会的建构作为救国救民的政治理想与行动方案。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曾经试图建设“大同”社会,康有为提出“大同世界”的思想,孙中山提出“民生主义”的思想。
太平天国的“大同”思想,主要体现在其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中。[37]关于土地所有关系,《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38]即主张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均分田地。关于分配关系,《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保暖矣”[39],即屏除私利,平均分配物质财富。关于社会保障,《天朝田亩制度》规定“鳏寡孤独废疾免役,皆颁国库以养”[40],这与《礼记·礼运》中的“大同”要求相一致,即通过社会包办,实现幼有所育、老有所养、弱有所扶。《天朝田亩制度》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几千年来农民阶级获得土地权利、追求生活平等的迫切愿望,另一方面又因为脱离了社会实际,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与古代“大同”思想一样可望而不可即。因此,《天朝田亩制度》既在客观现实条件下,因会严重挫伤生产积极性,造成生产力的倒退而无法实施;又因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在统治集团的主观意愿中不愿实施。
作为近代中国维新派领袖以及最早学习西方的思想家之一,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将《礼记·礼运》中的“大同”“小康”思想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议会制学说相结合,提出了一个合大地、同人类、保独立、为天乐、公生业、治太平、爱众生、至极乐的“大同世界”。[41]在经济制度上,康有为认为私有制不仅会带来贫富不均,而且由于存在同业竞争和盲目生产,必然会引起商业危机。因此,他主张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要废除私有制,农工商业归公,由全社会共同管理;在资源配置方法上要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由商部依据全人类所需农副产品、工业品,考虑自然灾害因素及上年消费实际,订出计划,通报于农部、工部,农部、工部依据各地生产条件,下达年度生产计划。在政治制度上,康有为认为国家是导致战争和人类灾难的根源,因此要实现大同,必须经过三个步骤使国家消亡。第一,建立各国的平等联盟,各国之间势均力敌、相互制约、和平共处。第二,建立公议政府,公议政府制定国际公法以衡量是非曲直,拥有公共部队以制止越轨行为。第三,公议政府时期,各国逐步裁军,统一度量衡及语言文字,消除邦国称号,最终消除国家。在家庭制度上,康有为认为家庭是自私、狭隘等一切罪恶的根源,家族制度妨碍社会进步,因此要实现大同,必须经过两个步骤废除家庭。第一,实现女权彻底独立,实现男女平等。第二,改变婚姻制度,婚姻为合约,合约可长可短,一切自由;婴儿由社会公养,老人由社会公恤。在“大同世界”的实现方式上,康有为认为阶级斗争和革命会有流血和破坏,主张由一些聪明的“仁人”广泛地宣传“大同世界”的好处,等到大家都赞成了,“大同世界”就会自然到来。(www.daowen.com)
康有为所处的近代中国,封建势力逐步衰落,资产主义初步发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分析的那样:“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例如消灭城乡对立、消灭家庭、消灭私人营利、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所有这些主张都只是表明要消灭阶级对立,而这种阶级对立在当时刚刚开始发展,它们所知道的只是这种对立的早期的、不明显的、不确定的形式。因此,这些主张本身还带有纯粹空想的性质。”[42]毛泽东对康有为的“大同世界”评价道:“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43]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形成于19 世纪末,他在游历英国期间发现英国的物质财富增长速度很快,但也并非如宣传的那样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理想世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在于贫富悬殊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矛盾尖锐、社会革命不断爆发。孙中山认为中国未来社会的发展应该一方面借鉴欧美社会的经验,充分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另一方面要吸取欧美社会的教训,防止资本主义垄断,缩小贫富差距。基于以上考虑,孙中山提出了“民生主义”的对策,“民生主义”大体上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平均地权”。核定全国的土地价格,土地所有者照价纳税,社会改良进步后增加的地价归国家所有,国家如有需要可以按原价购买,这样人民可以通过税收平等地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其二,“耕者有其田”。在以“平均地权”的办法解决城市土地公有化问题的同时,孙中山并不反对农民的小私有经济。针对当时中国的农民绝大多数没有自己的土地而不得不租种地主土地,并承受着过高盘剥而造成的农民与地主严重对立的现状,孙中山主张由国家出面收买地主的土地,然后授田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或租给农民耕种。[44]其三,“节制资本”。首先,限制私人企业的经营范围。只允许私人资本经营规模较小、无独占性的企业,国有资本经营包括铁路、航运、邮电及大工业、大矿业、大商业等在内的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这样巨额资本创造的财富就被全体国民共享,而非成为少数垄断者的私有财产。其次,通过累进税率的方式对资本家征收所得税和遗产税。国家用税收改善工人的教育、卫生和工厂的设备,增加社会生产力,从而让社会资本能够为多数人服务,实现社会财富的均衡分配。此外,出台保障劳工权益的法律,减轻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45]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对策是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深入考察之后,结合中国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提出的,其中蕴含的民生思想具有独创性和前瞻性。但由于没有民族独立这个政治基础,这些对策并没能充分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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