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土地兼并加剧，加之战乱，使得民不聊生。围绕与贫富相关的土地等问题，古代先贤们的经济思想中也有着许多关于贫富的讨论。

西汉董仲舒认为，社会上的贫富不均是由多方面因素综合造成的。董仲舒指出，自秦以来的贫富分化首先是由土地自由买卖导致的，“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的直接原因就在于“除井田，民得卖买”。其次，国家“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垄断了山林川泽之利，堵塞了百姓谋生之路，也使得百姓走向贫困。同时，百姓要承担的租税徭役十分繁重，不仅要向政府承担“三十倍于古”的力役之征，还要缴纳“二十倍于古”的田赋盐铁之税。如果“耕豪民之田”，则要向地主缴纳“见税什五”也就是百分之五十的地租。此外，贪暴之吏的妄加刑戮也使得百姓走向了破产流亡之路。^[17]

董仲舒对贫富分化提出了如下看法：第一，“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贫富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应该“制人道而差上下”。^[18]第二，国家对于贫富差距应该“调均贫富”而使得“贫富有度”，这个“度”就是“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达到“财不匮而上下相安”的状态。^[19]值得注意的是，“调均贫富”和“贫富有度”都是先秦诸子对于贫富差距早已提出的思想主张，董仲舒则是结合西汉的社会情况再度重申了这样的观点。第三，如果放任人们的欲望，不“调均贫富”以使社会向“贫富有度”的方向发展，将造成贫富悬殊，“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20]，将妨害国家治理。因此，董仲舒提出“均平赋税”和“限田”思想调节贫富差距。他认为，要抑制贫富之间的兼并，除了在土地制度上要“限民名田”之外，还要做到“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21]

司马迁看到了社会上存在的贫富分化现象，他认为贫富分化的产生是个人能力所导致的，“巧者有余，拙者不足”^[22]乃是常态。正因如此，他主张贫富分化和贫富差距的存在是合理的，“贫富之道，莫之夺予”^[23]，也就是说贫富分化和贫富差别符合社会规律，不能凭借强权去“夺富济贫”。在对待贫富差距问题上，司马迁提出应该采取“善者因之”的不予干涉态度，不赞成国家对贫富分化加以干预，不赞同对富人进行打击和限制。他认为针对商品经济发展必然导致的贫富分化，最好的态度就是“因之”，这样才不会造成贫富进一步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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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田制

均田制亦称“均田”，北魏至唐中叶计口分配土地的制度。北魏初，长期战争使土地荒芜，地籍散乱，严重影响赋役征收。太和九年（485）孝文帝采纳李安世建议，计口分配空荒土地。北齐北周隋唐均沿此制，办法略有变更。至唐中叶，土地兼并加剧，均田制无形取消。均田制的实施，肯定了土地的所有权和占有权，有助于缓和阶级矛盾，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有积极作用。

东汉王充认为贫富贵贱都是命中注定，非人所能为，也就与个人的才智行德没有必然联系，所以“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贵；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贫贱”^[24]。尽管后天的勤奋和才能对个人的贫富境况能有所改善，但王充还是认为命运始终不可悖逆，“命贫以力勤致富，富至而死；命贱以才能取贵，贵至而免”^[25]。富裕可以通过两条途径获得：一是“务本”，强调农工商均能致富；二是“爱日”，人的贫富与劳动时间的多寡相联系。因此，在抑制贫富分化上，王充主张通过减少徭役的办法，使百姓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增加“收入”，从而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