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补充,第三次分配在时间上并非排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之后,而是可以并行。我国第三次分配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我国第三次分配的基本概况。
首先,我国第三次分配实现了从无到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不同的经济基础下,人民对于以慈善为代表的第三次分配的认识也存在差异。在我国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9]:第一个是否定阶段(1949—1978年),这一阶段我国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社会对慈善的认识局限于剥削阶级欺骗、麻痹人民的手段,可以说,在此阶段几乎不存在广泛意义上的慈善事业。第二个是起步阶段(1978—2004 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这一阶段我国经济基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对慈善的态度也出现了转变,从否定转向模糊进而鼓励,陆续出现了一些基金会吸引社会捐赠,特别是1994 年成立的中华慈善总会,从官方视角肯定了慈善的作用。第三个是发展阶段(2004 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基础越来越雄厚,社会认识到慈善事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开始大力发展慈善事业。2004 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10],慈善事业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2005 年发布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06—2010 年)》,标志着慈善事业正式成为国家发展规划。2016 年出台慈善法,更是从法律层面确立了慈善事业的重要地位。纵览我国对慈善认识的转变,可以看出以慈善为代表的第三次分配,是调节收入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
其次,我国第三次分配形式较为多样。尽管我国正式确立第三次分配的时间不长,但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成就,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第三次分配方式。从组织形式看,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20 年底,全国社会组织总量为89.44 万个,较2019 年增长3.21%,其中,社会团体37.5 万个,社会服务机构51.1 万个,基金会8385 个,分别较2019 年增长0.81%、4.93%和10.62%。截至2020 年9 月底,全国共设立慈善信托463 单,合同金额32.42 亿元。截至2020 年底,全国已有554 家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依法登记,较2019 年增长8.41%,临时活动备案3239 项,较2019 年增长32.64%。从资金规模看,2020 年全国社会公益资源总量预测为4100 亿元,较2019 年增长18.85%,其中社会捐赠总量为1520 亿元,彩票公益金总量为959.84 亿元,志愿者服务贡献价值折现为1620 亿元,分别较2019年增长10.14%、-15.80%和79.28%。2020 年“99 公益日”在慈善资源募集方面再创新高:互动人次高达18.99 亿,5780 万人次爱心网友通过腾讯公益平台捐出善款23.2 亿元,加上爱心企业3.24 亿元配捐和腾讯基金会提供的3.9999 亿元配捐,总共募得善款30.44 亿元。从志愿服务看,我国实名注册志愿者总数达到1.92 亿人,志愿团体79 万个,累计志愿服务时间总数37.19 亿小时,贡献人工成本价值1620 亿元。注册志愿者总数较2019 年增长23.87%,累计志愿服务时间总数较2019 年增长63.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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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工程的实践经验
希望工程自1989 年发起以来,已开展实施30 余年,是对第三次分配的一个精准试验。希望工程创始人、南都公益基金理事长徐永光表示:“2004年全国‘两会’的时候,我和当时的慈善总会会长共同提交了一份政协提案,呼吁大家关注第三次分配。”他们之所以关注到这个问题,是因为希望工程。在希望工程成立十周年之际,联合国的一家评估机构对希望工程的社会效益做了一次大规模的评估。评估报告显示,希望工程捐款每支出100元,就有89.8 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有87.7 元从发达地区转移到贫困地区,有88.2 元从高收入阶层、中高收入阶层转移到低收入阶层。从这一结果看,20 多年前我们就对第三次分配的财产转移效果有数据了。徐永光认为,希望工程实现的这样一种转移,是在中国整体经济还不是很发达、可以说还很穷的时候做到的,可以说是穷人帮更穷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看到社会对公益事业的参与度非常广泛。今天中国的经济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如果做得到位,今天的公益慈善事业大有可为。
再者,我国第三次分配仍存在一些问题。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我国第三次分配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慈善机构自主筹款能力不足。根据福布斯发布的数据,2019 年美国100 多万家慈善机构的捐赠总额为4500 亿美元,最大的100 家慈善机构共计捐赠495 亿美元,占比高达11%,而我国2020 年社会捐赠总量只有1520 亿元,慈善机构自主筹款能力相对不足。二是个人对第三次分配的参与度不高。国际上,个人捐赠是慈善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我国将近2/3 的捐赠来源于企业,个人对第三次分配的参与度仍然不高。三是第三次分配的领域不宽。目前我国第三次分配大多聚焦于高等院校、偏远贫困地区的爱心小学等领域,以及医疗健康、扶贫等领域,而对于公共事业、国际事务、环境和动物保护等领域,参与度不是很高。四是遗产税和赠与税缺失。许多国家都开征了遗产税与赠与税,这是第三次分配资金的重要来源,目前我国还未开征这两种税收,使得第三次分配缺少了一个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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