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信息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引入和进一步发展，金融中介理论的研究框架得以真正构建，也让人们能够更深层次地理解金融中介存在的原因和价值。

1.不确定性与金融中介

布莱恩特（Bryant，1980）认为，金融中介尤其是银行，为个人或家庭面临的影响消费的意外流动性冲击提供了保险手段。戴蒙德（Diamond）和迪布维克（Dybvig，1983）通过设立模型，说明了市场无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原因在于其不能为防范流动性冲击提供完全保险，而金融中介则可以通过存款合同为投资者提供保险，从而改进市场配置。^[11]本其文格（Bencivenga）和史密斯（Smith）对上述模型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并指出，由于个人不可预料的流动性需要，金融中介得以形成，原因在于金融中介作为“流动性蓄水池”，能在降低流动性风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上述分析主要是针对个人消费风险所引起的不确定性，对于投资不确定性，风险厌恶型投资者会采取多样化的措施分散风险，相较于个人投资者，金融中介能够通过专业优势和规模经济以更低的成本实现多样化的分散投资。

2.信息不对称与金融中介

信息不对称，可以简单地描述为交易一方对另一方了解不充分。例如，投资者对企业的前景、现有资产的价值、抵押担保的价值、借款者的潜在私利、项目潜在收益和风险以及其他影响投资盈利能力的企业特征的信息是不完整的，而通常借款者比投资者了解得更多。这种信息不对称，在事前会造成逆向选择问题，事后又会产生道德风险问题。逆向选择会导致市场机制失灵，利率不能根据风险进行调整，这种情况更有利于高风险借款者，而低风险借款者将处于不利地位，由于无法分辨好的借款者和坏的借款者，最终会导致交叉补贴甚至市场关闭。产生这种状况的根源是贷款者不具有掌握借款者信息的优势，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贷款者的最优选择是把了解借款者信息的事情委托给专门从事信息生产的金融中介机构。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中介不仅具有规模经济的优势，而且能使搜集、整理和加工的信息产生价值，所以解决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逆向选择问题是金融中介存在的理论基础。

戴蒙德（1984）第一个从理论角度解释了金融中介的存在，由于投资者对企业的生产状况不了解，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企业必须受到监督。金融中介不仅具有监督企业、缓解信息不对称的作用，其监督的集中还有效降低了单个投资者的监督成本。^[12]

米什金（Mishkin）认为金融中介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使小的储蓄者和借贷者获益，而直接融资市场的门槛往往过高。金融市场中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影响了市场的有效运作。金融市场在解决这些问题时，私人生产并销售信息，政府加强监管，以及在债务合约中规定抵押品等方式都具有有限的作用，并且关键是直接融资市场存在搭便车问题。米什金的分析表明，金融中介尤其是银行在企业融资中发挥着比证券市场更大的作用。^[13]

解决逆向选择问题的一个办法是让私人来生产和销售信息，但由于信息剽窃和再出售问题的存在，信息生产者无法完全享受信息生产创造的回报，因此私人没有动力去生产信息，由此激发了金融中介的产生。而金融中介的信息自己生产，自己使用，从而避免了上述问题，使其能够从信息生产中获得利润。

解决道德风险问题的一个办法是加强监督，但单个投资者的监督成本较高，且无法避免“搭便车”问题。通过银行来进行监督会更有效率且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此外银行还可以通过监控企业的银行账户来判断企业的资金状况。(www.daowen.com)

3.交易成本与金融中介

金融中介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因为金融中介能够通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降低交易成本。本斯顿（Benston）和史密斯（1976）指出，交易成本是金融中介存在的原因，其中交易成本可以分解为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固定成本主要是指金融中介机构分支网络的运营成本，可变成本包括货币交易、契约处理、风险确认、监督和审计成本等。而金融中介可以通过规模经济分摊这些费用，比单个投资者更具有优势。此外，金融中介还能对交易双方不同的金融需求进行撮合和协调，使交易成本进一步降低。^[14]

4.参与成本、风险管理、价值增值、功能观与金融中介

尽管目前主流的金融中介理论是以交易、信息成本为核心出发点，但一些学者发现其解释能力正逐渐减弱。按照传统观点，如果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下降，则金融中介的作用会弱化，但现实是，随着交易技术的进步以及信息变得更便宜且更容易获取，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程度不断下降，但金融中介的数量并没有减少，也没有降低人们对金融中介的依赖。

针对上述现实情况，一些学者开始从金融中介业务和功能转变的角度来解释金融中介机构存在的合理性。艾伦（Allen）和桑托莫罗（Santomero，1998）认为一些文献忽视了现代金融中介在降低参与成本和风险管理方面的价值，而太过于强调其在减少交易成本和缓解信息不对称上所起的作用。^[15]金融中介功能的转变可以用“参与成本”进行解释，参与成本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在制定决策和进行风险管理上消耗的时间；二是指由于金融创新，金融工具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普通交易者了解并进行风险管理的难度增大。而金融中介可以利用其专业优势，帮助普通的个人投资者进行风险交易和管理，减少参与成本。在风险管理问题上，金融中介是风险转移的推进器，莫顿（Merton，1989）认为金融中介可以在不同参与者之间低成本地分配风险；史高顿（Scholtens）和文斯芬（Wensveen）认为，风险管理从诞生之日起就是银行的核心业务，随着大量新型金融工具的出现以及银行业务的不断拓展，风险管理越发重要，并将永远成为金融中介赖以生存的职能。以上所述，金融中介的职能已不仅仅局限于传统吸存放贷的基本职能，而是向代理金融资产交易和进行风险管理方面逐步延伸和拓展。

史高顿和文斯芬（2000）还指出，金融中介是一个独立行事的市场主体，而不是单纯地居于储蓄者和贷款人之间，仅仅起缓解信息不对称和减少参与成本的作用，金融中介还能创造金融产品，并通过转换规模、期限、空间和流动性，为客户提供增加值。^[16]虽然金融中介是通过拓展金融服务、降低参与成本来实现价值增值的，但更强调以客户为导向，降低交易成本和参与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只是向客户提供服务过程中的伴随效应（by-effect）。总之，价值增值理论与传统中介理论相比，更强调价值而不是成本，更强调顾客导向而不是信息不对称。

莫顿最早系统地提出了“功能观”，它的核心思想是：虽然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较为稳定，但金融机构的构成以及形式却在不断变化，能充分发挥金融体系功能的金融中介机构，将在竞争中赢得更为有利的发展空间。莫顿还进一步用“金融创新螺旋（financial innovation spiral）”来解释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之间的关系，认为金融中介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而并不是完全的替代关系，他们共同推动金融产品的多样化创新和发展，推动金融体系螺旋式演进。^[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