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设计思想中注重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尊重与把握，这主要表现在城市设计手法中对原有的社会文化元素的有机组合，以及在城市设计操作中对其形成机制的促成。通过塑造建成环境，城市设计师影响着人类行为和社会生活的模式。

人对城市空间环境的行为活动一直是城市设计关注的重要问题。人类行为本质上是“境遇性的”：人类行为嵌入在物质的，同时也是社会的、文化的、感知的情境之中。人的行为是在实际环境中发生的，特定地段的空间形式、要素布局及形象特征会吸引和诱导特有的功能、用途和活动，而人们的心理有可能需求适合于自己要求的不同的环境，行为也趋向于设置在最能满足其要求的空间环境中。因此，只有将活动行为安排在最符合其功能的合适场所，才能创造良好的城市环境，环境因此就具有了场所意义。值得强调的是，与社会平等相对应，人人都具有选择权。而这种选择权存在的前提是社会可能的提供。越是繁荣、富于活力的城市给人们选择的机会越多。良好的城市设计，可以通过提倡城市生活、城市经济、开发与发展模式、城市空间形式等设计要素的多样性，来适应社会人群的多样选择需要。

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化在西方城市发展、城市生活中的重要性则得到了充分认同，文化成为现代社会重要的价值导向和发展资本，也越来越多地被看做是城市可持续发展建构的重要一环。玛格米特·S·阿切尔(1996)在理论上将文化提升到了一个极高的位置：文化获得了自主的地位，文化与结构间是相互独立的系统。城市文化学者们认为城市文化是由物质文化、功能文化和制度文化这三种文化所融会、渗透，并经过自身的长期沉积而形成的，由城市居民的行为方式所反映出的一系列行为规范和准则，以及他们所具有的价值观念、行为心理、审美趣味等城市的精神文化。皮埃尔·布尔迪厄则在《教育社会学研究与理论手册》（1988）中，第一次完整提出文化资本理论，指出文化资本通常具有三种形式：嵌入形式、对象化的形式和制度化的形式。琼· 哈瓦奇斯(2001)在《可持续发展的第四极：公共规划中文化的本质作用》中提出，支撑城市社会发展共有四极：创造财富的经济极、分配财富的社会极、关注环境责任的生态极、不可缺少的文化极。凯斯·那斯在《文化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第四极》（2006）中，将文化置于可持续发展框架的中心。罗杰·泽特等（2006）在《发展中世界可持续城市的设计》一书中，关注依托历史重建城市特性、历史地区保护与重建进程中的本土社区建构、价值导向的历史遗产与可持续开发等文化建构主题，探讨了城市历史性和传统区域对于社会和经济变革的独特影响。另外，Joery Knieling等（2009）则在《欧洲的规划文化：解读城市和区域规划中的文化现象》一书中强调，在理解和实践城市和区域的规划开发上的不同，在于覆盖众多国家和区域的变化显著的制度设置和文化根植(约翰·弗里德曼 2005； 欧洲共同体委员会， 1997）。

随着全球范围内国家、区域城市间竞争的加剧，从文化层面认识，进而提升制度的竞争力日益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文化也被视作当今世界的“第一竞争力”。文化活动往往可以被其他活动，如环境、社会和经济层面的活动，一起完全整合到地区战略上。如英国伯明翰复兴，通过城市议会联合艺术、就业和经济委员会，艺术被包含在政策、规划和资源中，这种模式紧密地联合“文化规划”方法与文化政策和城市更新。当然，文化活动也并不完全是整合到战略发展和总体规划阶段上，有的干预则是小规模的。虽然是在较后期的阶段引入，文化的干预措施可以更新过程产生影响，加强最初规划中的设施和服务。例如，澳门以百年当铺“德成按”修复与利用工程为契机，实施“文化会馆”计划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日本金泽则致力于立法、政府补助、绿化、设立文化奖项，鼓励市民参与城市建设等措施，强调文化的创新；韩国的文化古都清州则注重历史文化传统、保护历史名胜，其文化建设强调地方及传统特色、平民特色；而我国丽江也较好的保存了城市建筑结构和风貌，在震后按照原貌一砖一瓦进行恢复，当前其GDP的85%都来自于旅游收入。

曹俊汉（2008）指出，中华文化的发展一方面是力量，另一方面是机会。从本土化与全球化来看，中华文化正是一种发展的建构。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里，我们是否还拥有文化权力、拥有自己文化的承载和凝聚，包括话语、思想观念、认知模式、伦理趋向、传统技术等，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还可以形成本土策略体系，并将其作为行动框架与创新源泉。文化也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是标识自我和文化自明的独立意识形态。正如罗兰·罗伯逊（1992）的全球化理论所提出的，“每一个独特的文明都拥有对于作为整体的世界的一种观念，以此作为自身符号传统的一部分” “考察有关现代全球形势的不同文化解释的重要性”。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世界文化多元性宣言》的第一条就是：“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大自然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多元文化的聚集与交融正是城市的特质。

刘易斯·芒福德指出：“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集，它更是各种密切相关并经常相互影响的各种功能的复合体——它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不同时代、地区和种族的人们构想并创造了十分丰富的城市文化，形成了色彩斑斓的理想城市和城市形态，体现于城市物质空间环境、肌理脉络和文化历史遗产，也体现于城市发展中对地方性文化的继承和融合及社会生活中对传统习俗、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从而也建构了城市设计的主体内容。创新的城市精神需要独立的地域文化积淀作为根基；地域文化是创新的思维来源，是城市个性化和吸引力的彰显。

【注释】
(www.daowen.com)

[1]它们是同时起作用的：①认识性的，包括思考、组织和保留信息，本质上，它使我们理解环境；②情感性的，包括我们的情绪，它可以影响我们对环境的认知，同样对环境的认知也影响我们的情绪；③解释性的，包含源自环境的意义和联想，在理解信息的时候，我们把记忆作为与新刺激进行比较的出发点；④判断性的，包含了价值和偏爱及对“好、坏”的判断。

[2]埃菲尔铁塔是为迎接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博览会而于1889年建成的。耸立在巴黎市区塞纳河畔的战神广场上，高320 m，是现代巴黎的标志和象征。

[3]位于法国巴黎市中心的塞纳河北岸的卢浮宫是巴黎城市的代表和象征。贝聿铭于1985为巴黎卢浮宫博物馆设计的“玻璃金字塔”曾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还有人说它破坏了卢浮宫博物馆的古典风格。但在“玻璃金字塔”建成的二十多年之后，它又成为成了巴黎最吸引人的环境之一，还成为巴黎象征体系的一部分。

[4]约翰·庞特(1991)和约翰·蒙哥马利(1998)的图表，说明了城市设计活动如何能够创造和增强潜在的场所感。

[5]迪士尼公园由沃尔特·迪士尼创建。他把动画片所运用的色彩、刺激、魔幻等表现手法与游乐园的功能结合，1955年推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题公园——洛杉矶迪士尼乐园。图为2005年建成的香港迪士尼乐园。迪士尼乐园就属于典型的虚构场所。虽然对虚构场所有许多批评，但它们为城市设计和公众场所的创造提供了机会。因此，引发了像肤浅、无主见、缺乏真实性等大量城市设计的议题。

[6]1972年波特兰城市中心区规划促使我们拓展了对优秀的城市“场所”的理解。波特兰城市中心区规划制定了一系列公共改善措施：①公共交通，11个街区的公共商业区被轻轨串连起来，并不时有老式电车穿插其间。②公共开放空间，波特兰中心区的开发注意到了维持并创造新的公共空间的重要性，这既鼓励了私人开发，又有利于创造适合人居住的城市。其中，位于城市中央的先锋议会广场是一个砖铺的大广场，从周围的建筑和街道轻易到达。③海港边的公园，历史上威拉米特河与城市之间被一条6车道海港快车道分隔开，但现在则被汤姆·迈克考尔滨水公园所代替；④公共艺术，许多喷泉、草木以及诙谐的公共艺术品不仅是普通市民陶醉其间，也深受艺术批评家的欣赏；⑤特色建筑，从保护思想出发保留了一些历史建筑，同时一些新的建筑物，如波特兰司法大楼，也成为全国著名的建筑；⑥住宅，波特兰市中心区复兴的一个关键策略是在中心区各处大胆实施新建以及修复住宅的计划，保护或新建了各种各样的住宅。
1972年波特兰城市中心区规划以其包容性规划设计思想，空间对于新情况的灵活适应性，以及从可达性角度对公共交通、停车、滨水区和公共空间等相关问题的重新诠释而受到1989年鲁迪·布如纳奖评审委员会的认可。委员会指出了规划成功的三个相互关联的关键因素：包容性的规划过程、灵活的适应性、公众可达的概念。每一个对场所成功而言必不可少的人都应被纳入规划过程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