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尺度、速度、形态、密度、多样化等城市化指标的快速、难以逆转的波动与变化表明，以人口增长和人口聚集为核心内容的城市化已经深深影响人类历史的进程。同时，城市的发展成为复杂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金融资本自由高速流通、城市机动性增强、信息通信技术和网络社会迅猛发展、地区发展不均衡等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的助推力；环境容量极限、文化传统惯性、城市主体耗散则对城市的发展产生惯性和摩擦力，构成现代城市发展的黏滞力（王伟强等，2010）……

当中国的发展进入转变发展方式、促进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着力解决最突出的问题、弥补最明显的短板、提升城市品质与活力、突出内涵式发展，构成了新形势下的当务之急。而新时期的城市设计，有助于将各种力的作用纳入一种城市更新发展的统筹视域，将各种类型和手段划入“城市设计”标题下开展本土实践的整合工作，促进了解形成设计目的和手段有效结构的设置，进而促使有针对性的、从更为本质的视角来寻求城市社会问题的解决，以及探寻可持续发展建构的本土路径。

城市设计是“根据城市发展的总体目标，融合社会、经济、文化、心理等主要元素，对空间要素做出形态的安排，制定出指导空间形态设计的政策性安排”（吴志强等，2010），城市设计多维拓展的倾向在中国当代城市设计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明显。2010年以来，中国城市以其本土特质、战略转型等优势，更是在思想理论、实践内容及技术方法上，全方位地提升了城市设计水平，成为城市设计发展的潜力高地（段进，2018）。尤其，由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过程中，中国的城市设计实践机会相较西方社会更多、更密集，中国又具有自身国情、独特的社会发展背景、文化特征等，其城市设计实践也将面对更为艰巨的挑战；无论是空间建构、技术手段，还是行动方式，可持续发展在城市设计实践层面的映射与融合已全面开启。正如作者在《冲突视野下的可持续城市设计：本土策略》（以下简称“《本土策略》”）中所强调的，城市设计的重点正越来越多地对一个地域的自然、人文、社会经济要素及城市发展等进行综合考量，关注城市历史文脉和场所特征，注重城市公共空间的塑造、综合环境质量的提高等，来满足人们的空间环境需求，强调人们对地域场所的怀念和情感的认同，进而提升城市活力与吸引力，促成良性互动的发展态势，促进城市的持续更新发展。

城市设计在我国城市规划和建设进程中的作用不断加强、日益凸显。2016年以来，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提高城市设计水平的要求，明确全面开展城市设计，抓紧制定城市设计管理法规，并完善相关技术导则。2016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城市设计是落实城市规划、指导建筑设计、塑造城市特色风貌的有效手段。”2017年6月1日，我国《城市设计管理办法》颁布实施，明确了城市设计的编制依据、管理主体、规范内容、管控机制等内容。其中提出：开展城市设计，应当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和相关标准；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坚持以人为本，保护自然环境，传承历史文化，塑造城市特色，优化城市形态，节约集约用地，创造宜居公共空间；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资源条件和管理需要，因地制宜，逐步推进。总体来看，新时期中国城市设计体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发展特征。

首先，更加注重关系建构：从“项目设计”到“公共政策”。城市设计原先是项目设计、空间设计，首先是针对城市空间形态及城市环境的研究，注重城市空间发展和城市特色塑造，也是面向城市空间发展具体实现的策略构成。然而，当中国处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引起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社会关系所面临的时代冲击引起人们价值观念的碰撞，生活方式也在调整与重构，使得城市设计更多地与一个区域的功能提升、历史文化的空间分布与再构、公共领域的开发引导等密切结合，并采取更为审慎和关注民议的方式。与此同时，城市空间的建构更加注重利益关系调节，关注社会价值整合，强调借助政策法规、实施项目推进等多种手段来影响和调节社会活动、发展模式，促使城市设计更加注重公共行政的策略和手段，强化面向社会实际问题、融合制度条件的“关系型”建构取向，公共政策属性日益显著，日趋多元。(www.daowen.com)

其次，更加注重实际效能：从“设计导向”到“管控导向”。以规划为依据的建设管控，是实现高品质城市环境和有序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上海近些年现实的城市更新工作推进中，尤其注重城市设计与法定规划的衔接，并将重点地区城市设计的内容和要求纳入控制性详细规划，精细化落实到相关管控要素与技术指标中。对于上海而言，无论是建筑方案验证中的城市设计内容回应、附加图则中的设计管控内容落实，还是不同层面城市设计相关成果构成与关联性分析，都在尝试为城市空间的发展问题寻找缓解途径，甚至寻求城市设计治理层面的“建章立制”，以保障城市空间核心要素的管控，利于设计管理与多元需求的满足。根本而言，任何制度的设计及其贯彻执行都需要执行者及受影响者从心里认可和接受，否则其实施将举步维艰（吴建业等，2011），这使得政府部门及社会行动团体还必须以更加开放的思路去打破制度瓶颈、着眼公众利益、加强社会激励、促成管控实效。

再次，更加注重要素联结：从“静态空间”到“动态复合”。各类城市设计在规划建设中的实施情况和主要困境，关涉无法定地位、无编制规范和无实施程序等。我国现行的城市设计实施，主要通过纳入法定规划或规划行政许可程序的方式进行。在具体实践中，对于城市设计的实施仍存在困难，表现在与法定规划衔接不畅、重设计内容轻管控引导、实施执行程序不明等。这使得在当前的城市设计中，既需要强调以人为本，关注空间设计、历史文脉等，更要对实际情况和发展条件的把控；尤其需要发掘其中一些潜在的、有价值的及可以延续和传承下去的部分，形成城市的特色，促成有温度的生活。这样一种发展的过程或者说是导向，必然需要城市设计从一种静态空间的考量，转变成为广泛联系人口、社会、经济、交通、文化、环境等多方面因素，考量其中动态互动的关系、演进中变化的可能制约，并借由大数据分析、计算机模拟、管理平台建构等更加强化过程和应用性的技术方法与手段，来促成城市设计实施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上述三个方面的新要求与新导向，实际也反映出了《本土策略》一书所总结提出的，本土可持续城市设计的实践转向：从替代型向适宜型转变、从管束型向联结型转变、从机械型向关系型转变。而设计原则、程序结构、政策法规、行动机制的“四位一体”的对策体系，以及其所涵盖的具体化的实施导则建议，作为城市运行的重要动力和实施落点，也在上海城市朝向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探索中，得以得到更多的检验和更为明显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