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首句话便开宗明义地提出了经济的核心问题：经济发展中最强大的力量是劳动分工，包括国际劳动分工。他写道：“劳动生产力、人类劳动技能以及思维判断力的大幅度提高，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斯密在书中的所有分析都是围绕着这个基本点展开的。

此前虽已有人描述过劳动分工，但斯密的天才之处在于，他真正理解了它的含义——劳动分工的应用范围不仅在于国际贸易，在国家内部也有重大意义（世人皆知斯密强调劳动分工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却忽视了他对后一点的理解）。马克思在“社会化劳动”的范畴之内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概念。仅从劳动分工这个方面看待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他们的分析可谓异曲同工。

劳动分工的细化产生了一个直接后果：生产者越来越依赖他人，即既需要来自他人的投入，又需要将产品卖给他人。这种劳动分工的最新形式便是当代的全球化，互联互通的生产网络遍布全球。作为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全球化程度的提高不仅表现在零部件、贸易或原材料的跨国传输，也体现在投资、科技、教育、文化和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中国的改革开放显示出，这个国家完全理解了全球化的含义。

马克思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影响比亚当·斯密更加直接，但两人在劳动分工问题上并无根本性区别。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在现代历史上出现的第一天起，马克思就对这种理论加以批判。(www.daowen.com)

国际化生产为国家之间双赢关系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通过在全球分工里专精于不同领域，每个国家都能实现比自给自足式模式更高的经济效率。经济实证研究非常清楚地显示，开放的经济体比封闭的经济体表现得好得多——中国的改革开放便是全世界最重大的案例之一。

所有国家的经济都面向国际开放，由此必然导致国家之间的相互关联程度加深，创造出一个“命运共同体”——这便是本届博鳌亚洲论坛的核心概念。国家之间要彼此增进贸易和投资，不但需要削减关税和建立自贸区等政策，还需为这种互动创造物质条件——比如建设港口、铁路、公路、机场和电信网络等基础设施。这便是中国提出亚投行等基建举措的重要性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