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界第二重要的发展事件是20世纪90年代围绕亚洲“四小龙”（又称“新兴工业经济体”）的基本经济问题引发的讨论。

当时亚洲“四小龙”经济快速增长吸引了西方的关注。因此，他们运用索洛创建的增长核算法框架，对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进行了分析。

但众所周知，索洛的原增长核算法框架犯有一个基本的错误：它未将资本质量变化（资本存量周期、折旧周期等）与劳动力质量变化（教育、技能、年龄等）考虑在内。这与计算实际工资增长率时，未将通胀因素考虑在内所犯的错误没什么两样。

对亚洲“四小龙”的分析，包含了劳动力与资本质量变化的最有名的著作，当属艾尔文·杨（Alwyn Young）所著的《数字的暴力：正视东亚增长经验的统计现实》（The Tyranny of Numbers：Confronting the Statistical Realities of the East Asian Growth Experience）。他的结论明显与麦迪森早前对发达经济体所作的研究一致。书中显示，亚洲“四小龙”经济飞速发展，并非获益于TFP的快速提高。亚洲“四小龙”的TFP增速与其他缓慢增长的经济体一样。因此，东亚经济体经济快速增长，逐渐赶上最发达的经济体，是获益于资本与劳动力的巨大投入。

艾尔文·杨对20世纪60年代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所做的研究显示：“找到发达或者欠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表现并不难，虽然其人均产出增速相当缓慢，但已大致或接近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水平。除了新加坡是个例外，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生产率增长率不算特别低，但按照战后标准也不算特别高。”

艾尔文·杨的著名论文是对亚洲“四小龙”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所作的增长研究。因此，新加坡经济学家姜明武历时20年，运用现代统计技术证实这些分析就特别重要。

姜明武所著的《经济增长动力：对亚洲经济政策的比较分析》（The Dynamics of Economic Growth：Policy Insights from Comparative Analyses in Asia）是近年来此领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唯一的遗憾是他的书尚没有中文版。

姜明武的统计结论显而易见证实了艾尔文·杨的分析：“亚洲增长模式的秘诀不是依赖于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高速增长，而是让其维持一个合理的增速，尽管这需要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进行密集的要素投入。”(www.daowen.com)

西方对亚洲“四小龙”的分析是教条主义的而非科学的。1994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完全错误的文章——《亚洲奇迹的迷思》（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他强烈重申了索洛的“经济增长必须以TFP增长为基础”的理论。正如数据明显显示，亚洲经济快速发展并非基于TFP增长。

因此，克鲁格曼认为，亚洲经济崛起的重要性与潜力被夸大了。他认为，从2010年的前景来看，称亚洲崛起的说法如同20世纪60年代苏联赫鲁晓夫的夸大其词一样荒谬。（注：1960年联合国秋季会议上，赫鲁晓夫用鞋子“砰砰”地敲着联合国的主席台，宣称：“我们将会埋葬你们。”）

克鲁格曼称，应该给预言亚洲经济快速增长的人浇盆冷水，因为亚洲未来的增长前景会远比任何人想象得更有限。他还特别批评了中国与新加坡，称两国的增长受益于汗水而非灵感，是亚洲错误增长模式的典型例子。

随后20年发生的事实驳斥了克鲁格曼的论断。以克鲁格曼特别点名批评的两个国家为例，中国的增长率远快于任何国家，与此同时，新加坡的人均GDP超过了美国：按照当前汇率计算，新加坡的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103%；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新加坡的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144%。

新加坡的表现证明，亚洲增长模式可以达到比美国更高的发展水平。

艾尔文·杨遵循实事求是方法所作的分析被证明是正确的，克鲁格曼的错误理论没经受住现实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