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立的经济结构，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决定性的优势这一事实，《华尔街日报》准确描述道：

大多数经济体可以用两种方法来促进经济增长：财政和货币。中国有第三种选择……加快投资项目的审批流程。^[71]

这种经济结构的优势显而易见。比如，2016年年初，中国经济增速创28个季度新低——回顾当时的国际背景，当年是西方经济体，特别是美国经济增长极为低迷的一年。当时中国推出政府投资计划，同年4月政府投资同比增长23.7%，这有助于确保适当的经济增速。作为一种连锁反应，这种增长刺激了私人投资，同年11月，低迷的私人投资开始加速。这说明，新自由主义所宣称的“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存在挤出效应，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的利益是相互对立的”说法是错误的。相反，中国政府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刺激了私人投资，即在中国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是相互补充的，而非相互对立的。

显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立的经济结构，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也接近于凯恩斯所设想的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下，中国不是用管制手段调控经济，而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正如上文所述，中国可利用政府投资避免投资严重下降（为避免经济过热，中国也可减少投资）解释了西方陷入“新平庸”的原因。但为何西方不使用这样的手段避免其投资严重下降，使自己陷入“新平庸”呢？

原因在于政治层面，源于西方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国家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实。凯恩斯所设想的经济结构，或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对西方资产阶级来说是不可接受的。(www.daowen.com)

此外，政府资本而非私人资本调控总体投资水平的局面，对坚持私人经济利益必须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因此，虽然这种手段可克服“新平庸”，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不准备实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凯恩斯是西方经济学家，美国和欧洲国家的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却令他们不可能实施凯恩斯的政策，相反，中国应对危机的措施远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接近凯恩斯所设想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因为允许政府控制投资率和某种程度的投资全面社会化，因此需要利用凯恩斯所分析的政策工具，而这是美国和欧洲国家所不能的。尤其令人讽刺的是，虽然凯恩斯明确希望拯救资本主义，但结果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无法运用他所建议的工具，反倒是中国能。邓小平和陈云的设想不符合凯恩斯的框架，但凯恩斯的设想在邓小平和陈云的框架内可以得到灵活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