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节谈到，弗里德曼试图攻击凯恩斯与马克思/斯密等人的理论框架，结果事与愿违。尽管如此，弗里德曼仍有值得肯定的一面，至少他明白这个问题的意义所在。该问题无论是从经济理论还是从实践角度来看，都可分析出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仍然深陷“新平庸”的原因。

弗里德曼费尽心机攻击“资本密集型生产随着经济发展呈上升趋势”与“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呈不断上升趋势”的分析，是因为凯恩斯指出，投资占经济比重呈上升趋势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投资下降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会日益严重：

社会越富裕，其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之间的差距越大……贫穷的社会往往会消费掉它的很大一部分的产量，所以数量非常有限的投资便会足以导致充分就业。反之，富裕的社会必须为投资提供更加充足的机会来导致充分就业，如果想使该社会的富人的储蓄倾向与该社会的穷人的就业不发生矛盾的话。如果在一个潜在富裕的社会中，投资动机微弱，那么尽管存在着潜在的财富，有效需求原理的作用会强迫该社会减少它的产量，一直到存在着潜在财富的该社会贫穷到如此的程度，以致它产量的多于其消费的部分被减少到与它的微弱的投资动机相适应时为止。^[57]

或者，正如凯恩斯指出，这意味着产出和就业越来越依赖于投资水平：

当实际收入总量增加时，总消费量也会增加，但增加的程度不如收入……这样，为了能维持既定的就业量，就必须要有足够数量的现期投资来补偿总产量多出在该就业量时社会所愿意消费的数量部分……因此，在既定的被我们称为消费倾向的条件下，就业量的均衡水平（即对全部企业家来说有没有动机促使他们扩大或减少就业量的水平）取决于现期的投资数量。^[58]

但正如凯恩斯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确保必要投资量以维持有效需求的自动调节机制是不存在的。即萨伊定律所宣称的“供给能够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说法是错误的——在这一点上，凯恩斯得出的结论与马克思七十多年前得出的结论一致。凯恩斯总结道：

因为，与充分就业相对应的有效需求是一种特殊事例……然而，只有在偶然的场合或者通过人为的策划，才能使现期的投资量对需求所提供的数量正好等于充分就业所造成的产量的总供给价格，大于社会在充分就业时所愿意有的消费量的部分。^[59]

简言之：(www.daowen.com)

个人进行的储蓄行为——可以被说成是——今天不用餐的决策。但这一决策并不必然导致一星期或者一年以后用餐或者买双皮靴的决策。^[60]

用更专业的术语来说，就是：

老式说法的错误在于根据个人的储蓄行为便作出似是而非的推断，认为也会使总投资增加相同的数量。^[61]

任何投资缺口都会被我们熟知的“乘数效应”放大，最终产生更大幅度的经济周期波动：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依靠乘数的一般原理来解释为什么占国民收入相对微小比重的投资的波动会造成总就业量和收入的波动，而波动的幅度远远超过投资波动本身。^[62]

投资结合消费的这种波动，反过来会决定就业：

消费倾向和新投资的数量二者在一起决定就业量。^[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