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成就。相反，西方深陷国际金融危机泥潭不能自拔。后者在2008年遭遇了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此外，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后遗症尚未完全得到解除，西方经济体增长缓慢的形势仍将继续。2007—2017年，西方发达经济体GDP年均仅增长1.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新平庸”。由此带来的累积效应是经济长期持续缓慢增长，而非个别年份缓慢增长。正如图4-22所示，截至2017年年底，距国际金融危机的前一年——2007年整整10年，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代表的G7集团GDP增速慢于1929年大萧条后同期增速——1929—1939年G7集团GDP总增长15.9%，2007—2017年则仅为10.9%。西方经济体这种极为缓慢的增长形势必然加剧政治动荡——2016年特朗普违背美国绝大多数建制派意愿出人意料地当选美国总统，并在正式就任总统后使美国社会陷入严重冲突；英国非理性脱欧；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甚至德国这种传统上一直保持稳定的国家一度面临组阁危机。中国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经济形势说明了什么？

图4-22　1929年后和2007年后G7集团GDP增长率比较

资料来源：分别根据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和IMF《2017年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数据计算。(www.daowen.com)

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正如上文所述，亚当·斯密创建的现代经济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而且也是西方经济学的基础。虽然马克思注意到斯密没有看到的许多影响深远的问题，而且纠正了斯密的个别观点，但马克思是继承而非推翻斯密在《国富论》开篇所定下的基本框架。此外，西方计量经济学提供的数据印证了马克思/斯密分析的正确性。那么为何边际主义经济学无视马克思与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以及西方专家在这一领域所论述的事实呢？

原因是，揭露事实不符合资本主义的利益。凯恩斯在《通论》中指出：“和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是被过分夸大了。”^[53]马克思则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既得利益，更确切地说阶级立场，意味着真理将因支持错误的意识形态遭到忽视。”当然马克思被证明是对的，而凯恩斯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