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有人声称，斯密与马克思低估了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也是对斯密与马克思的误解。斯密的《国富论》就对完全源自于他的劳动分工理论的科技进步进行了极其详细的分析。他指出，科技进步最初主要依靠直接的生产者，随后变得越来越依赖于专业知识与研究。1877年，爱迪生建造了第一所完全独立的现代化研究中心——发明工厂，为斯密的分析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更有人声称“马克思低估科技作用”的说法更是大错特错。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51]

《资本论》第1卷第13章“机器与大工业”里有一百多页是讲述科技的作用，在整部作品中是篇幅最长的。马克思简单明了地指出，科技与科学研究是劳动社会化/劳动分工的一种体现。科技进步依靠的不是脱离社会的孤立的天才，而是依靠融入社会的力量且由此衍生的劳动社会化/劳动分工。在现代经济中，数以百万计的研究人员参与技术开发。实证研究显示，研发进展与投入比例成正比。这是为何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致力于提高研发支出占经济比重的原因，拙著《一盘大棋？——中国新命运解析》对此有详细的统计数据。总的来说，科技进步是劳动分工/劳动社会化的典型产物。

为专业研究实验室服务的企业研发人员、大学研究人员和从事技术开发的政府雇员等，构成了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劳动社会化/劳动分工的一种鲜明体现。这些受过高等教育、技术娴熟的研究员本身就是教育制度的产物，也是构成中等收入阶层/高技能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与大学和政府研究机构这种庞大的研发机构，是推进科技进步的主要引擎，这印证了马克思与习近平的分析。后者指出：(www.daowen.com)

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是我国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是我们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力军。

……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阶级地位，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52]

从经济角度看，爱因斯坦（大学雇员）、屠呦呦（研究机构雇员）、弗莱明（世界上第一个发现抗生素的人，大学雇员）、约翰·巴丁、沃尔特·布拉顿、威廉·肖克利（晶体管发明者，贝尔实验室雇员）、查尔斯·哈德·汤斯、阿瑟·肖洛、古尔德、西奥多·哈罗德·梅曼（激光发明者，企业和大学雇员）、杰克·基尔比（集成电路第一位发明者，政府和企业雇员），以及其他推动科学技术研究的人都是高级技术工人，也都是劳动分工的产物。鉴于此，西方意识形态试图隐瞒这些研究机构的雇员都是高级技术工人的事实。而对西方来说，承认这样的事实太令他们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