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市场规模影响劳动分工程度

市场规模影响劳动分工程度

时间:2023-05-2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正如斯密将《国富论》第三章的标题定为“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因为最大的市场是全球市场,斯密是全球化的明确支持者。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分离。这些构想清楚地说明,马克思并不反对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相反,他的理论是源于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并在此基础之上发展而成。这表明,马克思/斯密对国际劳动分工起到重要作用的分析得到了当前众多实证研究的充分印证。

市场规模影响劳动分工程度

根据劳动社会化/劳动分工是发展生产力的最重要因素这一事实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市场越大,劳动分工细化程度越高。正如斯密将《国富论》第三章的标题定为“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因为最大的市场是全球市场,斯密是全球化的明确支持者。众所周知,他曾猛烈抨击贸易保护主义

马克思完全支持斯密的分析,这为他自己的理论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事实上,他先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共产党宣言》部分篇幅里引用斯密的劳动分工这一说法,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基于此,值得详尽地引用马克思的分析,因为这有助于表明,马克思的观点源自斯密的分析。确切地说,如下所示,马克思的劳动分工提升了社会文明程度这一观点,源自斯密的劳动分工日益细化的设想:

一个民族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增加(例如开垦新的土地)。

在早期阶段:

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分离。同时,由于这些不同部门内部的分工,在某一劳动部门共同劳动的个人之间的分工也愈来愈细致了。[23]

接着马克思分析,劳动分工/劳动社会化在每个领域的进一步扩张,创造了新的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

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根据个人与劳动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决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它是与生产的不发达的阶段相适应的,当时人们是靠狩猎、捕鱼、牧畜,或者最多是靠务农生活的……

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这种所有制是由于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的。在这种所有制下仍然保存着奴隶制……分工已经比较发达……公民和奴隶之间的阶级关系已经充分发展……

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古代的起点是城市及其狭小的领地,而中世纪的起点则是乡村。地广人稀,居住分散,而征服者的入侵也没有使人口大量增加。因此,与希腊和罗马相反,封建制度的发展是在一个宽广得多的地盘上开始的,而这个地盘是由罗马的征服以及起初与此有关的农业的普及所准备好了的……随着封建制度的充分发展,也产生了与城市对立的现象。[24]

这一过程反过来促成资本主义和现代机器生产的兴起——首先是纺织工业发展起来,它最终成为英国工业革命的第一核心产业,使英国成为第一个现代化资本主义国家:

不同城市之间分工的直接结果就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即超出行会制度范围的生产部门的产生。工场手工业的初期繁荣——先是在意大利,然后是在佛兰德——历史前提是同外国各民族的交往。

那种一开始就以机器,尽管还是以具有最粗陋形式的机器为前提的劳动,很快就显出它是最有发展能力的。过去农民为了得到自己必需的衣着而在乡村中附带从事的织布业,是由于交往的扩大才获得了动力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第一种劳动……除了为自身需要而一直在继续从事纺织的农民外,在城市里产生了一个新的织工阶级,他们所生产的布匹被用来供应整个国内市场,通常还供应国外市场。织布是一种多半不需要很高技能并很快就分化成无数部门的劳动,由于自己的整个特性,它抵制行会的束缚。因此,织布业多半在没有行会组织的乡村和小市镇上经营,这些地方逐渐变为城市,而且很快就成为每个国家最繁荣的城市。(www.daowen.com)

随着摆脱了行会束缚的工场手工业的出现,所有制关系也立即发生了变化。越过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而向前迈出的第一步,是由商人的出现所促成的,商人的资本一开始就是活动的,如果针对当时的情况来讲,可以说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第二步是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而迈出的,工场手工业又运用了大量自然形成的资本,并且同自然形成的资本的数量比较起来,一般是增加了活动资本的数量。

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

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扩大,加速了活动资本的积累……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产生了大资产阶级。[25]

根据劳动分工呈上升趋势的分析,马克思得出了著名结论——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从一种生产方式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这一结论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得到了重申:

这些不同的形式同时也是劳动组织的形式,也就是所有制的形式。在每一个时期都发生与现存的生产力相结合的现象,因为需求使这种结合成为必要。

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它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然而并没有威胁交往形式的基础——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如冲突的总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

因此,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26]

马克思的这些构想是以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为基础的,并促成他后期的著作——《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问世。

这些构想清楚地说明,马克思并不反对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相反,他的理论是源于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并在此基础之上发展而成。马克思根据斯密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斯密从未实现过,但马克思的分析与斯密的分析并不是对立的。相反,可以说,马克思是斯密的继承者。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唯一原因在于他们从未真正读过斯密的《国富论》!

基于这样的基础,马克思强烈支持全球化,就如斯密一样。例如,马克思曾猛烈抨击过19世纪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政策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

实证研究表明,经济贸易的开放性与经济发展速度之间存在极强的正相关性。正如第三部分将要分析到的,两者之间这种极强的相关性,体现了国内劳动分工与中间产品/流动资本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表明,马克思/斯密对国际劳动分工起到重要作用的分析得到了当前众多实证研究的充分印证。此外正如上文所述,1929年后苏联经济制度的特征之一是国际贸易参与度极低,这意味着苏联自绝于广泛地参与国际劳动分工。这显然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此相反的是,支持全球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济政策的最重要特征之一——这是改革开放名称的由来。从中共十九大报告内容看,中国将进一步支持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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