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回顾，有助于我们评估1929年以后的苏联经济制度。1929年后苏联建立的经济结构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在这个体系中：

·所有产品的价格都由政府制定，在莫斯科与海参崴以不同的价格销售小产品是非法的，尽管莫斯科与海参崴相距六千多千米；

·几乎所有重要的城市经济单位如当地商店和餐馆等都属于国有；而在农村，个体农场主的持有权几乎都被取消，改为国有或大型合作社；

·在这种经济制度下，资源是通过物料平衡原则而非市场进行分配；

·由于世界经济难以预测，所以国际贸易在这种经济制度下遭到重创，降低到极低水平。

这种制度有时被称为“计划经济”，但更准确的说法是“管制经济”。因为计划经济只处理几个关键变量，同时允许市场决定其他大部分变量，而在苏联制度中，成千上万的经济变量被严格地集中控制。

从基本的经济角度看，苏联1929年实施的经济调控政策是用计划分配原材料一步取代价格分配，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说，就是用“使用价值”一步取代“交换价值”。但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过渡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苏联在1929年第一个五年计划里一步就完成了这种过渡。同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财产关系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即在马克思的设想中，财产权的过渡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公有制和私有制将在一段时间内同时存在。与此相反的是，1929年苏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基本上将所有的财产充公国有了。

显然，这样的制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除上文提到的基本标准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这个词是派生自“社会化”（即大型）生产。他还就资本的过渡指出：(www.daowen.com)

一旦这一转化过程使旧社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的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20]

为体现这种分析与他早期著作的一致性，马克思特别在《资本论》附录里添加了《共产党宣言》里的一长段引文。但显然，农民生产或者餐馆和当地商店个体所有制，等等，所有这些，在1929年后都被苏联收归国有。这些财产都被没收并不符合马克思任何时期任何作品的观点，不管是他早期的著作《共产党宣言》，还是他晚期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或《资本论》。

因此很明显，苏联1929年推行的制度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向高级社会主义的过渡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929年以后苏联取消了市场，一步到位，而非马克思所说的一步一步地取消了市场和所有主要的私有制形式。这是强行将几乎所有重要经济行业全面收归国有——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说，就是试图将上层建筑（国家法定所有制形式）一步到位地置于经济基础之上。显然，1929年后苏联推行的经济制度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是极“左”的冒险行为。

笔者有时会听到这样的观点：1929年，苏联推行这种制度是出于必要的军事/地缘政治考虑——这种管制经济可以优先发展军事和重工业，而这种军事工业综合体反过来帮助苏联在二战中打败了纳粹德国的入侵。因此，当面临战争威胁时，国防和军事建设应优先于经济建设。按这种观点，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推行管制经济很有必要。但有人对苏联1929年推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提出质疑，因为该计划早于1933年希特勒上台执政四年。

但就本文而言，没有必要评价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推行极左管制经济制度的正确与否，或者当时斯大林是否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但斯大林的做法显然不符合马克思的基本观点——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虽然这种制度帮助苏联战胜了法西斯德国。仅仅有必要指出的是，二战结束后苏联仍继续推行这种管制经济制度，并一直延续至1991年苏联解体。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推行管制经济制度是否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暂且不论，但二战结束后数十年仍几乎完全沿用这种制度，显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引入了管制经济制度，逐步将所有重要经济行业转为国有企业，在农村普遍建立了农村人民公社。总的来说，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路线，借鉴了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极“左”的苏联模式。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苏联1929年后所推行的经济制度进行系统性的比较，可以清楚地表明：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及此后多届中国领导人推行的经济政策显然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鉴于苏联几乎100%的产业都属于国有企业，中国实行了“抓大放小”的政策，保留了大型国有企业，对小型国有企业则放开为非国有/私有制，即国有和私有企业并存的经济结构。显然，这种经济结构比1929年后苏联实行的单一公有制经济制度更符合马克思的设想。当然，这同样适用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主张在过渡期间实行按劳分配，而非按需分配，这同样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如上文所述，改革开放通过回归马克思主义创建的新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中国取得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成就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