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事实对中国及一般经济体增长都有重要意义。TFP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例是微乎其微的，成熟经济体中这个比例仅有11%，与57%的资本投资比例的贡献相比，TFP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因此，任何主要依赖提高TFP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都是行不通的。

经济增长计算方法的更新和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已经被世界最权威的统计机构采纳，并且确认了这一发现，即资本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远大于TFP的提高。因此，在中国，当你发现那些已经被官方颠覆的经济增长测算方法仍在大行其道，而且仍旧有人声明TFP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时，会非常震惊。

这些当代经济测量方法和经济增长研究的进步，以及中国和亚洲经济的增长实践，清晰地展示了两种发展战略的区别，解释了为什么相对于中国和有活力的亚洲经济体，西方经济体增长缓慢的原因。两种战略之间的区别已经为中国当前和未来的经济政策指明了方向。

第一种战略，事实证明，其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是资本和劳动力积累（要素积累），以及TFP（TFP已经被证实没有要素积累那么重要）。这样的增长策略被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所采用。

如这些事实所说，政策的核心目标是维持合理的TFP增长率，其根本是确保参与国际分工及生产要素的调动（资本与劳动力）处于特别高的投资水平之下。

由于和生产要素的增长相一致，这一战略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创造了有史以来最快的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让一个原先属于“第三世界”的国家享有了“第一世界”国家的生活水准，使中国从一个贫穷国家的边缘进入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另一种策略的构想是基于资本和劳动力的要素积累对增长的重要性不如TFP。这种策略普遍被发达经济体采用，并且伴随着这些经济体的经济衰退。乔根森提道：“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策略强调创新，这种做法在过去十分恰当，但是忽视了人力和非资本领域的投资，导致这些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持续下降。”

第二种战略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TFP的增长对整个经济增长来说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不同战略的分析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政策：

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参与国际分工之后，如果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推动力是要素积累，那么最重要的政策就是促进要素快速增长，包括高储蓄率（金融资本投资）、扩大劳动力参与率市场（因为这增加劳动力供给）、提升教育水平（通过提高劳动力质量而增加劳动力收入）等政策。(www.daowen.com)

维持合理的TFP增长率很有必要，但是定量来说，并不如促进要素积累那么重要。正如姜明武所总结的：“亚洲经济体发展模式的秘密不是依靠获得很高的TFP增长率，而是维持合理的TFP增长，因为密集地调动要素投入需要很长的周期。”

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作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并不是唯一存在于亚洲，也在世界范围内普及。如同戴尔·乔根森、凯文·斯德尔（Kevin Siroh）、斯蒂芬·奥利纳（Stephen Oliner）和丹尼尔·西塞尔（Domiel Sichel）所发现的，对大多数经济体的增长来说，资本投入是最重要的来源。这种增长来源不仅对人均资本存量很低的发展中国家很重要，对人均资本存量相对较高的发达国家也很重要。即使是对G7国家来说，有形资产投资也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来源。在任何国家任何一个阶段，资本投入的贡献都超过了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事实上，在先进的经济体中，TFP增长偏低。经济越扩张，要素调动尤其是投资的调动就越重要。

与此相对，如果错误地认为TFP增长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就会采取政策去提高TFP，而不是积极地增加要素积累（高储蓄率、扩大人口的劳动参与率等）。

事实证明，近些年来发达国家不重视资本投资和劳动力发展，造成的后果就是，由于TFP对经济增长贡献太小，以至于无法支撑经济增长。

这种不可避免的后果乔根森也提到过，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成功的经济增长战略已经证明了中国政策组合的优越性，同基于TFP增长（创新、创业）战略的欧洲国家和美国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乔根森指出：“经济评论员们，尤其是亚洲之外的经济评论员，一直不愿认可产生于亚洲的经济增长新模式，因为这意味着承认西方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败。”

【注释】

[1]本文写于201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