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中国的经济增速史无前例，它对经济学理论的启示作用便显得尤为重要——并不是没有经济学理论可以来解释中国的成功。然而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普适的经济理论之间的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中国经济发展到底是全盘特殊，还是建立在全球都起作用的经济力量之上？如果无一例外都是特殊的，就没有什么经验可供他国借鉴了。

中国坚持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中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说法，比如政体、法律体系、工业化发展、城市化以及中国梦等都具有中国特色。正如邓小平强调的：“为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必须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林毅夫也在讨论经济政策的实践时强调：我们运用外国理论时一定要谨慎，因为先决条件不同，结果都会迥然不同。

这种强调特殊性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事实上，用最简单的话来说，不仅每个国家不同，而且每个国家自身在每个时间点也是不同的——特殊性不仅是地理上的，也是时间序列上的。不仅德国与中国不同，1949年的中国与2014年的中国也不同。正如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对特殊性与经济发展规律的关系邓小平有清晰的论述，他不仅谈到中国与众不同的特点，谈到“中国特色”时还会说“我们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中国的整体特殊性和“普遍的”经济发展过程相互矛盾吗？如果矛盾，想用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去理解中国经济发展便显得毫无意义。因为中国是完全特殊的，完全不受经济规律制约的。(www.daowen.com)

事实上，中国的独特性与其所受制的普遍经济规律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任何实际的经济分析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根植于现实的。每个经济体的基本结构性要素（消费、投资、储蓄、第一产业、制造业、服务业、贸易、货币等）都具有普遍性。但这些普遍要素如何结合并相互作用，对于不同的经济体来说，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地点上都是完全不同的。

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照搬他国的模式。如果一国照搬了另一国的政策，必然要铸成大错——两国彼此国情不同，都有自身的特殊性。但是一国可以从别国学习获得经验教训，就像中国所做的那样，它研究别国经济的构成，并分析这些构成要素又是如何在他国具体的形势下以不同的方式组合起来的。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精确地描述过这二者的关系，中国的政策是全盘特殊的，但它们同时也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