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所有主要经济体所采用的试图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基本政策工具是货币量化宽松（QE）。央行一直购买大规模资产（尤其是债券）的目的是试图降低利率。

量化宽松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政策，这源自于他的观察——在现代经济中，投资资金基本上来源于借贷。因此，投资意愿取决于利润与利率之间的关系。降低利率的目的是削减借贷成本，提高利润，从而增加投资吸引力，刺激投资需求。关注投资需求的“半个凯恩斯主义”分析及政策确实是源自这一观点。

但遗憾的是，当代西方经济政策缺乏连贯性在于仅体现了“半个凯恩斯主义”。凯恩斯认为，单靠降低利率增加投资需求的措施是不够的，政府应发挥直接的作用，确保投资供给充足。他明确指出：“我现在对仅仅用货币政策直接影响利率会取得成功有点怀疑……我希望看到政府承担更大的责任来直接组织投资。”因此，凯恩斯认为，调控投资水平的重任应由政府而非私营企业承担。他还指出：“决定现时投资量的责任不能交与私人之手，而应由社会控制投资率。”他因此得出结论：“单靠银行利率政策带来的影响不足以决定最合理的投资率。因此，我设想，某种程度的投资全面社会化将是确保充分就业的唯一手段。”凯恩斯明确指出，“某种程度的投资全面社会化”并不意味着消灭私营企业，而是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协同合作——这与习近平“‘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都要用好”的论断如出一辙。正如他强调指出：“这并不排除政府当局和私人主动性合作的一切折中和馈赠的形式……但除调节消费与刺激投资必须由中央控制之外，更多的社会化经济生活则没有必要……当然，确保充分就业所需的中央控制会扩大政府的传统职能。”

本书不愿对凯恩斯进行全面分析的主要原因是，他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者，主张经济联系减少到最低限度。但如上文所述，视凯恩斯为一个纯粹的需求学派经济学家是错误的。确切地说，西方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所采用的“凯恩斯主义”应称之为“半个凯恩斯主义”。美国和其他西方经济体积极运用凯恩斯的需求侧管理措施——利用量化宽松降低利率，它们却拒绝凯恩斯的供给侧管理措施——某种程度的投资全面社会化。因为这需要“社会控制投资率”。

但很明显，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所发生的事件证明了凯恩斯所说的“我现在对仅仅用货币政策直接影响利率会取得成功有点怀疑”是正确的。数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数次推出大规模量化宽松计划，虽然达到了利率降到最低点的目的，但并未能重振其投资和增长，仍然陷入“新平庸”。尽管如此，西方国家却拒绝凯恩斯的供给侧政策——决定现时投资量的重任不能交与私人手中。直接的原因是西方国家是资本主义制度，私人投资必须占据主导地位。

奉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中国则可以毫无顾忌地使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同时发挥好政府和私营企业的作用。正如拙文《改革开放到中共十九大以来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胜利》和《国企给中国巨大优势，改革后呢？》分析所示，中国拥有国有企业，使中国相对于西方拥有决定性的优势。但一旦政府开始承担投资的角色，就不能胡乱投资。其必须决定投资的优先方向，而这需要其具有产业战略眼光。鉴于中国当前的发展水平，中国的优先发展方向必须特别包括如下方面：(www.daowen.com)

·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为更有效率的市场运作和劳动分工奠定基础。比如，中国的人均铁路里程仅约相当于美国的7%，人均公路里程相当于美国的16%，人均电力消费不到美国的1/3。这使得中国的物流和市场基础设施功能不如美国有效。

·通过关闭低生产率/低利润率行业的过剩产能提高生产率和利润率。

·正如本书中的《中国“互联网+”要吸取美国教训》分析所示，投资应重点关注技术升级，而非扩大现有技术水平产品的生产。

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这就需要结合运用好“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所发生的事实证明，中国应对危机的措施优于西方。但这不应仅仅归功于实用主义，更应归功于中国特色经济理论，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相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具有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