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住房等事关人民福祉的各个领域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推进共同富裕，要防范“福利陷阱”，坚持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同等重要，使国民的“物质能力”和“精神能力”同步提高，并处理好福利水平与发展的关系。为此，需要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精神富裕是社会良性发展的基础，推动共同富裕需要坚持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两手抓。缺少了精神富裕，将会削弱社会发展动力，并产生诸多问题。西方国家在物质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物质富裕的水平达到一定高度，但精神富裕问题并没有解决好，这也是造成当前西方国家“福利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人们过度依赖社会福利，就会放大“搭便车”效应，抑制财富创造的积极性，就会削弱社会发展的动力，进而产生诸多经济社会问题。这一现象，与前面分析的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有相似之处，中国在推进共同富裕之中，必须避免这一问题，坚持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两手抓。
其二，摒弃物本逻辑，使国民的“物质能力”和“精神能力”同步提高。福利国家的高福利，实际上是公共消费替代了相当一部分私人消费，消费差距变小，公共消费相当于增加了个人收入，折算为基尼系数自然变小了。但“高税收—高福利”这种模式，虽然通过大学普及、技术培训等，缩小了物质能力差距，但没有解决精神能力的问题，劳动意愿普遍下降，激发了“不劳而获”的人性弱点，高福利最终不可持续。福利国家的这一逻辑，实际上是一种物本逻辑，人被物质财富支配，而不是人支配物质财富，导致了物质财富发展中人的异化。福利主义虽然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却陷入物质主义当中，偏离了人的自身发展这个目的。人被资本支配，社会政治也被资本支配，物本逻辑支配着整个社会的运行和发展。这是资本主义陷入发展困境的根源。人与物的关系一旦对立起来，社会发展进步就会走到历史尽头。从公共消费角度来看，存在两类性质不同的公共消费：基于福利最大化的公共消费和基于公共风险最小化的公共消费。物本逻辑下的公共消费实际上是基于福利最大化的公共消费，而在人本逻辑下的是基于公共风险最小化的公共消费。中国的快速发展，在于有一个无可替代的宝贵资源——“勤劳”这个中华民族的特质。若公共消费变成一种福利，对冲了“勤劳”，则会适得其反。我们必须坚持人本逻辑，以公共风险最小化来确定公共消费的“度”，使国民的“物质能力”和“精神能力”同步提高。
其三，要防范“躺平”现象，形成良好的分配预期。公共福利本质上是国民收入再分配，过高的社会福利会让人们产生不劳而获的心理，甚至使有些人认为“躺平”、啥也不用干，就会实现共同富裕，从而削弱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为此，要制定合理的福利标准，形成良好的分配预期。同时，在提供公共福利时，要向能够提升人的能力，尤其是人的精神能力的福利倾斜，进而形成推动共同富裕的良性循环。
其四，福利水平的提升，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符合，与财政的承担能力相适应。如果超越国家财力和社会发展状况，大搞高水平、平均式的福利主义，就会很容易陷入“福利陷阱”，使国家发生严重的财政和债务危机，危及国家发展的可持续性，甚至导致经济增长停滞，从而影响人们长远福利水平的提升。忽视发展水平的“福利赶超”，虽然愿望良好，但结果往往可能适得其反。从国外实践来看，欧洲、拉美等地区的一些国家深陷“福利陷阱”，患上了严重的“福利病”，使经济社会发展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累积了公共风险。不可否认，西方的福利制度，曾一度对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推动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多党竞争的政治制度下，西方国家容易产生福利超载。一些西方政党为了在多党竞争和选举中取得优势，提出了过高的福利许诺和计划，以取悦选民，迎合其诉求。由于存在福利依赖和福利“刚性”，导致福利易升不易降，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并且基本不受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福利水平提升的速度超越了经济的承受能力，就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诸多负面影响，如影响社会的创新动力与活力、加重政府和企业负担、拖累经济发展等，进而可能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无论是2009年发生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还是近年来一些欧洲国家发生的动乱，都与“福利病”密切相关。因此，我国在推进共同富裕中，要注意防范“福利陷阱”，在处理好物质福利与精神福利、福利提升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短期福利与长期福利等关系的基础上，建立符合人本逻辑、与我国国情国力相适应的福利制度。
【注释】
[1]https://www.credit-suisse.com/about-us/en/reports-research/global-wealth-report.html.
[2]〔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51页。
[3]Gill L Kharas H.&Bhattasati D.Ez at.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Washington.D.C.：World Bank 2007，pp.1-44.
[4]ADB，Asian 2050：Realizing the Asian Century，Manila：Asian Development Bank，2011.
[5]Jankowska A.，Nagengast A.J，and Perea J.R.，The MiddleIncome Trap：Comparing Asian and Latin American Experiences，Working Paper，OECD Development Centre，Paris：OECD Development Centre，2012.(www.daowen.com)
[6]Aiyar S.，Duval R.，Puy D.，et al.，Growth Slowdowns and the Middle-Income Trap，IMF Working Paper，March.
[7]Indermit Gill &Homi Kharas，The Middle-Income Trap Turns Ten，World Bank Group，2015.
[8]Acemoglu，D.，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Growth，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p.832.
[9]马岩：《我国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及对策》，《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7期。
[10]蔡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12期。
[11]李中建：《包容性增长理念与“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化解》，《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4期。
[12]Fernando Gabriel Im &David Rosenblatt，Middle-income Trap：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Survey，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2013，pp.3-12.
[13]钟阳、刘霞辉：《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经验特征及中国应对之策》，《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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