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颇受关注的现象，但对于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却有不同的解释，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不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剖析这一现象，首先要厘清这一概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经济迎来一波复苏。但是，自1950年到现在，超100万人口的经济体中从低收入跨入高收入行列的屈指可数，更多经济体在经历一波经济快速增长后，出现不同程度的停滞或低速增长。针对这一现象，2007年世界银行在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中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来描述东亚国家面临的发展停滞状况：“历史表明，许多经济体常常都能迅速地达到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但只有很少的国家能够跨越这个阶段，因为实现这一跨越所必需的那些政策和制度变化，在技术、政治和社会方面更复杂、更具挑战性。”^[3]

每年世界银行通过对全球各个国家及地区的人均国民收入分析，得到国家收入水平分类标准。如表5-6所示，2020年中等收入国家门槛是1046美元，27个国家及地区人均收入没能达到这一门槛；高收入国家门槛是12695美元，80个国家及地区迈过这一门槛。

表5-6　2020年国家收入水平分类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ww.daowen.com)

世界上发达国家在二战后人均国民收入一直上升，对应地，中等收入水平这一标准也在逐年提高。1990年中等收入门槛是610美元，高收入门槛是7620美元；2000年中等收入门槛是755美元，高收入门槛是9265美元；2010年中等收入门槛是1005美元，高收入门槛是12275美元；到了2020年，中等收入门槛是1046美元，高收入门槛是12695美元。这种门槛的逐年上升使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数量相对稳定。

一些国际组织对“中等收入陷阱”进行了描述和界定。亚洲发展银行（ADB）在《亚洲2050：实现亚洲世纪》报告中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指无法与低收入、低工资经济体在低端出口制造竞争，且没有能力与发达国家在高端出口制造端进行竞争的一种现象，这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或地区没能及时从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本资源驱动型增长转变为生产力驱动型增长。^[4]经合组织（OECD）将“中等收入陷阱”描述为：“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遇到的困境和挑战即中等收入陷阱。”^[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是：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停滞在中等收入水平，并无法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现象。^[6]

国外一些学者对“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例如，吉尔卡拉斯将“中等收入陷阱”描述为：“一个国家没有能够匹配他们的经济增长战略和当前经济结构特点所引致的政策陷阱”，并总结归纳了两种具体类型：一是仍然坚持通过鼓励没有经济基础的新兴产业来继续维持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所导致的发展困境，即没能在合适的时候转向高水平发展；二是在缺乏相应教育、金融、监管、法律等支持配套体系条件下试图通过高财政投资过早步入“知识经济”国家所导致的增长缺陷，即过早进行经济转型，缺乏相应的基础导致发展停滞。^[7]Daron Acemoglu在《现代经济导论》中提出了低效平衡的“发展陷阱”概念，即低效率的经济运行状态无法实现各类要素的优化配置。^[8]

国内学者对此也进行了研究。例如，有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低收入经济体成长到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这些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不能重复使用，进一步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9]有学者认为按照世界银行每年的收入分组标准，如果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经过足够长时期的增长，却未能毕业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便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10]还有学者将“中等收入陷阱”界定为已过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区间、陷入增长与回落的循环之中或在较长时期增长缓慢甚至停滞的状态。^[11]

伊姆和罗森布拉特通过对美国的分析，发现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比其他阶段要低很多。美国在发展进程中同样经历过中等收入阶段，在这一阶段也曾面临众多阶段性发展瓶颈。^[12]从1960—2010年间拉美、欧洲和非洲大部分国家的数据来看，自1975年步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经过30年的发展后，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突破人均国民收入10000美元的门槛并持续增长，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人均国民收入一直在5000—10000美元之间。

总体而言，国内外相关学者从各个方面对“中等收入陷阱”定义，国外学者更多是从经济发展阶段来进行定义，而国内学者多是就收入增长本身进行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