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为了遏制或减缓贫富分化程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通过税收来发挥调节功能。虽然发达国家逐步构建了个人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和社会保障税等不同税种相互协调配合的税收调节体系，但税收调节的作用是有限的，单凭税收调节，难以有效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西方国家的实践就证明了这点。

发达国家所采取的最重要调节手段是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制。许多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就采用累进所得税，如丹麦于1870年、日本于1887年、瑞典于1903年和美国于1913年。但早期的最高税率相对较低，如1914年法国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仅为2%，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政治环境与经济环境的变化，累进所得税才被提高到较高水平。例如，法国1920年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上升至50%，1924年为60%，1925年为72%；1918—1919年美国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上升至77%。

税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也间接证明了西方发达国家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所作的努力。1920—1980年间，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税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显著上升，短短半个世纪，税收收入比重就上升了三四倍；在1980年之后，税收收入比重保持相对稳定，但不同国家税收收入占比并不相同，如美国税收收入比重约为31%，英国约为40%、法国约为49%、瑞典约为53%。

图5-14　部分国家税收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

数据来源：〔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52页。(www.daowen.com)

为了应对财富代际传承的“马太效应”，西方发达国家采取了遗产税这一手段。2018年美国的遗产税（个人赠予和继承财产额度）免征额是1000万美元，对超过该数额的部分征最高40%的遗产税。相比之下，英国遗产税免征额要低得多，2017年个人遗产税免征额为32.5万英镑，夫妻二人的免征额为65万英镑，超过部分的税率均为40%。

但从实践来看，税收在调节收入和财富分配上所起到的作用相对有限，其原因主要在于三方面：一是对收入分配格局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初次收入分配，再分配只是起到调节作用，但无法完全改变初次分配的差异。如果初次收入分配后，形成的收入分配差距巨大，再分配手段只能起一定的作用，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差距巨大的状况。同时，由于资本具有较大增值能力，在市场机制下，形成“马太效应”，拉大收入差距。

二是税收体系本身也存在缺陷，难以充分实现公平。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效率依赖于税制结构、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以及其他诸多因素。税制本身存在的一些缺陷，以及相应的征管能力和调节，使其未发挥出应有的调节作用。一些财产、收入难以监管，未能纳入税基，难以实现税收的横向公平。同时，税收转嫁会使税收的再分配效果大打折扣，企业通过提高商品价格或压低原材料价格，将增值税、流转税等转嫁给消费者或原材料供应者。此外，一般来说，调节高收入常用税收手段，而对于调节低收入是无效的，尤其是针对低能力引发的贫困问题，税收调节无法发挥作用。

三是高收入者或富人的避税能力较强，也弱化了税收的调节能力。富人可以采取各种手段来避税。例如，采取信托基金以及基金会的方式，不仅可避税，也限制了委托人的子女和亲属对相关资产的使用自由度，反而使财富代际继承更加稳定，消除了“败家子”挥霍财富和创业投资失败的隐患，固化了财富不平等。除基金会之外，高收入者或富人还可以利用税收优惠漏洞、向“避税天堂”转移财富、购买保险和移民避税等多种手段避税。

总之，虽然税制是实现收入分配相对公平的重要工具，二战后西方国家通过税收来促进社会公平，起到一定的调节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作用，但其作用不能夸大，单凭税收调节，难以有效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一些国家的实践表明，虽然税收政策能够缩小收入差距，但不能解决其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问题，并且过度地使用税收政策，将会适得其反，损害经济发展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