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地观察发达国家贫富差距扩大的现状及原因，我们从发达国家的劳动收入与财富不平等、发达国家内部的财富继承、资本回报率等方面进行分析。

1.发达国家的劳动收入与财富不平等

在上文中，我们通过比较不富裕的洲与富裕洲、不富裕的国家与富裕国家在财富与收入方面的差距，发现财富差距远大于收入差距。为了更好地分析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状况，我们把总收入分为劳动收入（工资收入与非工资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房租、利息、股息等）。在投资回报率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由于资本收入的不平等与财富的不平等高度正相关，因此，我们把总的不平等分解为劳动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

托马斯·皮凯蒂在其《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总结了二战后发达国家在不同阶段的劳动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状况，并给出了不平等程度分析^[2]。在劳动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比如1970—1990年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收入最高的10%的人的工资约占总工资的20%，收入最低的50%的人的工资占比约为35%。在劳动收入不平等程度中等的国家，包括当今的多数欧洲国家，收入最高的10%的人的工资占比约为25%，收入最低的50%的人的工资占比约为30%。在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如美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的工资占比约为35%，最低的50%的人的工资占比约为25%。

与劳动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相比，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更加突出。在上述这些国家或地区中，半数人口几乎一无所有，最贫穷的50%的人占有国民财富的比例均低于10%，一般不超过5%。在法国，21世纪前十年，最富裕的10%的人占有总财富的比例为62%，而最贫穷的50%的人仅占有4%。而据美联储调查数据，在同一时期的美国，最富裕的10%的人占有总财富的72%，而最贫穷的50%的人仅占有2%。由于该调查中财富需要主动填报，富裕者可能会瞒报，真实财富分配会更加不平等。

表5-3　不同时间空间下的劳动收入不平等状况

数据来源：〔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51页。

表5-4　不同时间空间下资本收入不平等状况

数据来源：〔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52页。

2.发达国家财富继承导致的不平等

财富继承是发达国家产生财富不平等的重要原因。财富继承，即财富持有者通过一定的方式，将财富传给下一代。如图5-11所示，在一些发达国家，财富继承额（包括遗产和馈赠）自20世纪以来呈U形曲线，尤其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财富继承额占GDP的比重显著上升，尤其是德国上升趋势相对显著，其主要原因在于馈赠额的迅速上升。根据德国官方数据，登记在册的馈赠额的比例由1970—1980年的10%—20%，上升至2010年的60%。

图5-11　法、英、德三国历年财富继承额占国民收入比重

数据来源：〔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438页。

发达国家财富继承额“U形”趋势的低点几乎都是出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二战之后，由于大量国民财富在战争中损失，财富总量缩水，造成财富继承额的减少。但随着经济发展，财富存量增加，财富继承额逐渐增加。(www.daowen.com)

3.资本回报率高于产出增长率导致贫富差距扩大

长期以来，资本回报率高于总产出增速也是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按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生产是资本与劳动这两种生产要素相结合。总产出增长可分解为资本的增长和劳动收入的增长。

图5-12　世界历年资本纯收益率与产出增长率

数据来源：〔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64页。

图5-13　世界历年资本纯收益率（扣除税收与资本损失）与产出增长率

数据来源：〔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52页。

如图5-12、图5-13所示，长期以来，资本纯收益率一直明显高于产出增长率，而劳动收入增长率则低于产出增长率，这意味着资本收益率明显高于劳动收益率。长此以往，形成巨大的财富差距，即资本所有者的财富远远大于劳动所有者的财富。

此外，一旦财富形成，那么资本就会按自身规律增长，产生明显的规模效应。当财富达到一定的规模门槛，资产组合管理和风险调控机制就可以使财富拥有更高的增长率。资本规模越大，就越能聘请更优秀的人才，同时也就越能够掌握更多的信息和资源，占据更大的优势，这些优势又进而促进资产规模更快增长。根据《福布斯》公布的数据，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额财富增速要远高于平均财富的增速。全球前亿分之一的顶级富豪的长期平均财富增长率为6.8%，前两千万分之一的超级富豪的长期平均财富增长率是6.4%，而长期人均财富增长率只有2.1%。大额财富更高的增长率，进一步加剧了财富不平等。

4.简短的结论

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其一，二战之后，绝大部分西方国家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经历了一个由大到小再由小到大的U形变化过程。二战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由大到小，其主要原因在于受社会主义国家实践和福利国家理论的影响，西方积极推行社会保障计划，加大了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支出。例如，被称为福利国家摇篮的英国，从40年代开始着重建立福利国家，先后建立和完善了养老金制度、义务教育制度等，实行全民健康服务。再如，50—70年代，美国福利制度呈现稳步发展的势头，在约翰逊执政期间，发展尤为迅速。约翰逊有一句名言：“为穷人提供体面的保障是文明的试金石。”到70年代中期，美国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从低于3%上升到10%。然而，自7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在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逐渐中止，并出现逆转。美国自60年代末70年代初，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就中止，并在70年代中期以后收入差距逐渐拉大。英国、荷兰、新西兰等国家是在70年代末期收入差距开始转为扩大期，日本、德国、意大利、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等国家则是在80年代开始转为扩大期。

其二，资本收益率一直高于产出增长率与劳动收入增长率，是发达国家贫富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劳动收入增长率长期明显低于财富收益率，尤其是不同规模财富的收益率也不一样，这种资本收益与劳动收益、大规模资本收益与小规模资本收益的显著不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马太效应”，导致西方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加大。

其三，财富继承是发达国家财富不平等的重要原因。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财富继承额占GDP的比重呈现显著上升趋势，加剧了“马太效应”，使这些国家由“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向“贫者恒贫，富者恒富”的状态演化。

此外，我们在分析发达国家时，还发现资本的自我增值能力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资本或财富达到一定的规模门槛，资产组合管理和风险调控机制就可以使财富拥有更高的增长率。同时，资本规模越大，就越能会集优秀的管理人才和汇聚更多的信息资源，加快资本规模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