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初期，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有利于快速调动资源、汇聚发展合力，凸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特别在物质短缺、生产力水平落后的发展阶段，政府积极履行兜底职能、切实维护社会稳定，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在这一阶段，扩大对基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有序供给是政府职能的第一要务。当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后，政府的财政实力和举债能力明显增强，通过直接投资推动社会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促进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加之以经济分权为特征的中国式分权以及“GDP考核”为特征的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促使地方政府竞相扩大投资规模，形成了政府“大包大揽”的局面。但随着基础设施边际效益递减以及大量政府债务的积累，依靠政府直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创造劳动者就业、增加低收入者劳动报酬、降低收入分配不均、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刺激消费的传统老路已经不可持续。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从“简政放权”入手，进而推动“放管结合”和“优化服务”，形成“放管服”三管齐下、互为支撑的改革局面，但仍存在放权不彻底、进度不均衡、长官意志难以消除等问题。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正式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指出新发展理念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要求，对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新发展理念集中体现了我们党以人为本的根本立场，这与传统发展经济学所讲的“物本逻辑”存在明显区别，也能避免传统资本主义背景下“羊吃人”“机器剥削人”“资本雇佣劳动”所导致的财富鸿沟、人力鸿沟。可以说，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因此，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我们需进一步明确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并在此基础上有效解决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等问题。(www.daowen.com)

长期以来，中国依托以政府为主导的行政力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在此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甚至形成对市场功能的替代，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统一。这种政府功能的错位，不利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也不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近年来，中国积极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努力构建现代治理体系，但由于路径依赖和思维惯性，部分地方政府仍热衷于投资上项目铺摊子，在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和政社分开等方面的改革还有待深化，在推进简政放权和深化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管理等方面仍大有文章可做。比如，在理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成效不甚明显，不同程度上存在“大政府，小社会”问题；在推进“放管服”改革过程中，一些部门仍存在对行政权力的眷恋，变相保留行政审批权；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仍习惯于“发号施令”，甚至出现一些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行政干预和管制。诸如此类问题的出现，都反映出政府职能转变不彻底，没有正确处理好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导致政府“缺位”“越位”“错位”时有出现。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更需要厘清政府在新发展阶段的职能，不能仅仅停留在物的层面，一味强调再分配职能，而是应该紧紧围绕以人为本的思想，从强调物的分配转向促进人的发展。具体来说，应尽可能向社会公众提供更多的高质量公共服务，完善教育、医疗、养老、育幼、文化等制度，持续缩小城乡、区域、群体以及阶层之间的公共消费差距，不断促进起点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以效率与公平的有效融合构建未来发展的确定性，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8]。在促进共同富裕过程中，同样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减少对资源配置、价格形成、市场准入与退出、投资经营等行为的直接干预，强化外部性规制、公共服务供给、消费者保护、维护公平竞争与市场秩序等方面的职能，为人们的勤劳创新致富创造更好的社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