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户籍制度、城乡分割等二元社会背景下的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在中国催生出“农民工”“人户分离”“常住人口”“户籍人口”等独具中国特色的概念，也给予这类群体在社会、职业、经济等方面不同的标签。当各种不同身份叠加或者错位时，容易导致社会阶层的固化以及“内卷”“躺平”等社会消极现象，或将给社会转型带来新的挑战。

1.中国城乡居民存在经济、社会、职业等多重身份差异

中国城乡居民存在多重身份差异，具体体现在社会、经济以及职业三个维度。从不同维度分析，会对农民和市民赋予不同的内涵，使其概念变得模糊化，并会造成身份的混淆与社会治理的复杂化。作为经济身份的农民、市民，则在拥有的财产属性、收入结构、财富管理方式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作为社会身份的农民、市民，其区别主要在于户籍性质的差异，即农民户口和城镇户口。相应地，会带来医疗报销标准、社会保障水平，甚至是补偿抚恤标准的差异化；作为职业身份的农民、市民，则在工作性质、工作内容、职位保障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但在现实条件下，农民和市民又不是泾渭分明的两个群体，目前只存在农民向市民单方向转变的通道。比如，当农民进城务工后，在人口统计时就已经归类为城镇人口，可又不能平等享有同城市民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待遇。此外，在就业形态、流动性以及收入结构上又明显区别于真正意义上的市民。

2.居民多重身份导致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和就业结构错位(www.daowen.com)

40多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化以及社会管制的持续放开，越来越多的人摆脱身份限制，开始跨区域、跨领域、跨阶层流动，进而形成各类身份的叠加与错位，加剧了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不合理性。这也成为社会治理新的挑战。比如，经济身份的农民，其拥有的集体企业股权、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等资产，难以自由流动，不能进行抵质押，其价值被严重低估，因此无法获取相应的财产性收益。长此以往，必然造成农业产业的萎缩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令农村经济缺乏活力和自我“造血”功能。最典型的数字对比是，占全部劳动力23.5%的农业劳动力，仅仅创造了7.7%的农业增加值，相对收益注定是比较低的。社会主体的农民，虽然拥有自由流动和迁徙的权利，进入城市后在统计时已经归类为城镇人口，但事实上无法平等享有同城居民的公共服务标准和社会保障水平，仍处于一种“半城镇化”状态，从而加剧了社会二元结构的形成和社会阶层的固化，降低了农民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并会加重贫富差距的“代际传递”，也就是累积性的世代贫困问题。当农民成为一种职业时，由于其获取的劳动报酬明显低于其他行业的平均收入水平，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进城务工。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及技能欠缺，这一群体更多充当一种生产要素，只能寻求一些低端产业或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就业机会，其工资收入明显低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导致整体社会的就业结构固化且出现低端化趋向，进而导致阶层固化和社会矛盾的激化。2018年中国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为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的占比分别为55.8%、16.6%、10.9%^[7]。可见，中国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短期内难以满足中国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战略要求。

3.社会身份差异叠加结构错位进一步加剧农民的群体性能力偏低

无论从经济、社会的角度，还是从职业的角度来看，农民和市民都存在明显的身份差异。这种身份差异又导致中国在产业、社会和就业等方面的结构失衡。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结构的失衡，又将妨碍机会公平、起点公平和规则公平的实现，反作用于农民群体，导致其缺乏全面自由发展的机会和向上流动的通道，从而加剧农民的群体性能力差距。比如，在产业数字化叠加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许多进城务工人员，一方面受到“机器替代人”的影响，面临较大的摩擦性失业压力；另一方面又受到一些低端产业企业的用工青睐，甚至成为一些劳务中介机构与企业开展博弈的“筹码”。受新经济业态滋生的灵活就业形态的吸引，一些农民工又开始转战平台经济，但调研发现，这些灵活就业群体也都是以牺牲更多休息时间、暴露于更多职业伤害风险为代价，来换取每月不足2000元的薪酬增长幅度。可见，无论哪种情况，农民始终是这场经济社会变革进程中最为被动、最为弱势的群体。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就业灵活化、用工短期化、劳动合同关系弱化等趋势，导致这一群体的就业层级更趋低端化，越来越缺乏能力提升和全面发展的机会，进一步扩大了群体性能力差距并加重这种差距的代际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