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户籍制度的存在，还是体制内、体制外，编制内、编制外，工人身份、干部身份等不同情形的延续，都是带有浓厚行政色彩的社会制度体系，也反映了中国的社会改革未能跟上以市场化为主导的经济改革的步伐。这种社会制度人为地给居民贴上了不同标签，并赋予其不同的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虽然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束缚，但某种程度上仍处于“计划社会”，社会转型明显滞后于经济转型，导致阶层固化以及贫富差距的代际传递。

当前，社会普遍存在一种观点，认为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再分配，习惯性将目光聚焦于税收、转移支付等经济措施，以实现对存量财富的调整和流量收入的“削峰填谷”。如果过度倚重再分配，必然导致税负加重、损害个体率先致富的积极性，从而削弱发展的内生动力。欧美等国经验也表明，过度依靠再分配手段，并不能如愿迈向共同富裕之路，反而可能出现严重的贫富差距。(www.daowen.com)

共同富裕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甚至还是一个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因此，若只从经济角度来看共同富裕，或只是在物质财富生产和分配上做文章，很容易陷入简单机械的一元思维，对促进共同富裕只可能产生短期作用^[4]。事实上，收入分配差距的根源在于人的能力差距，尤其是群体性能力差距。这涉及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即社会条件的公平性。从国际经验来看，当一个经济体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就有条件、有基础来解决一些兜底问题。此时，人们会更加重视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更需要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领域得到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这意味着不能仅把眼睛盯在经济发展上，而是要解决更高层次的发展问题，提升民众的获得感、满足感^[5]。当前，中国不同地区、城乡居民不仅在财富、收入上存在较大差距，而且在消费水平上出现明显分化现象，反映出中国的社会发展条件并不均衡，社会改革明显滞后于经济改革，社会转型也同样慢于经济转型，这种发展的错位导致群体性能力差距的扩大，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