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长期实行工业优先、城市优先的发展战略，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土地征收等方式，转移农业剩余用于支持城市和工业的资本积累，成为将稀缺农村资源输送给城市的“抽水机”。从近十年的行业平均技术投入比率来看，中国农业的技术投入比率仅0.745%，显著低于各主要工业门类，仅为机械工业技术投入比率的26%，化学、纺织等传统工业的40%左右；不及电子工业技术投入比率的16%（图4-3）。可见，中国农业领域的技术投入严重不足，已经严重制约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也导致其对GDP的贡献率显著低于工业的贡献率（图4-4）。在此背景下，从事农业生产或投资农业产业，更难以实现和工业同步的财富积累和收入增长。需关注的是，中国落后农业与先进工业之间的“二元”结构，不只是建立在生产力差距的基础之上，还建立在生产关系差异的基础之上，将对社会就业结构的优化构成负面影响，具体表现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价值提升较慢，农业就业人口难以稳定持续地向非农产业转移，从而导致非农就业增长的波动和不稳定，就业质量偏低。

图4-3　中国农业及部分主要工业行业技术投入比率

数据来源：Wind。

图4-4　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规模变化及占比

数据来源：Wind。(www.daowen.com)

刘易斯等发展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城市非农部门的边际生产率高于农村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导致了工商业的工资率要高于农业，在利益的驱使下，农村劳动力就会发生非农转移，直至这两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达到相同水平。当然，上述观点是在无摩擦就业的理论假设前提下的完美情况。在现实情况中，由于就业壁垒、制度歧视、能力差异等因素，导致劳动力难以在产业间自由转移。通过对中国非农就业人口占比和非农户籍人口占比的变化趋势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农业人口转移相对速度在减缓。由于中国没有对非农就业人口的官方统计口径，不妨根据美国非农就业人数的相关定义并结合中国的三次产业划分方法，明确为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人口数。非农就业人数增加，说明国家的产业结构在不断转型升级，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层次更高。而非农户籍人口是从居民身份进行划分，这是中国城乡二元制度形成的特殊产物。这种制度把城市与农村人为分割，使得非农户口附带各种特权和福利。非农户籍人口数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城市化的演变进程。

近十年来，全国非农就业人口比例与非农户籍人口比例均呈现平缓增长趋势。从2011年至2020年，全国非农就业人口数比例从65.20%增至76.40%，非农户籍人口数从34.71%增至45.40%，但两者之间的差距几乎始终保持在31个百分点左右（图4-5）。可见，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城镇虽然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但并未有效带动人的城镇化，也没有促使就业结构的明显优化，非农户籍人口占比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进程，并没有大规模稳定农民的非农就业，也没有让农民真正分享到非农就业以及工业化发展的红利，大部分农民工仅是短期参与非农就业或转移到非农部门，在丧失劳动技能或失去就业机会后，很可能又需要回到农村，重新恢复农民身份。究其原因，主要由于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就业壁垒，导致劳动力无法自由择业，或者难以具备持续的就业能力。可以看出，二元经济结构不利于就业人口的长期转移和就业结构的持续优化，长此以往，将导致城乡居民贫富差距的固化，进而阻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图4-5　全国非农就业人口比例与非农户籍人口比例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三个“二元”问题的存在，人为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隐性差距。这种隐性差距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发展机会的不均等，从底层逻辑制约了共同富裕的推进步伐，这也是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拦路虎”。要破解这一局面，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体制机制，从根源上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