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因社会身份差别，导致其拥有的发展机会存在明显差异，这不仅是市场化过程中产生起点不公平的社会因素，也是再分配过程中形成群体性能力差距的制度根源。

1.制度性壁垒妨碍社会性合理流动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促进社会性流动。观察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流动，主要是横向流动，比如，农民工从原来务农转移到非农产业、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沿海地区^[1]。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针对社会横向流动的限制逐步取消，从落后地区、中西部地区向沿海发达地区的人口迁徙规模出现较大增幅。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从2011年的2.71亿人持续攀升至2014年的2.98亿人，到达峰值后又缓慢降至2019年末的2.8亿人，而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占比近年来保持明显上升态势（图4-1）。倘若考虑市辖区内人户分离情况，中国人户分离人口数在2020年底已达4.93亿人。这说明，中国社会横向流动规模持续扩大，社会自由度有所改善。但分析流动人口结构可知，仍是以外出务工人员为主。这一群体在统计时虽归类为市民，却受社会身份的束缚难以真正融入城市，也未能公平享受所在城市的医疗、教育、住房以及社保等公共服务，从而限制了劳动力及其家庭的跨区域流动。受户籍制度约束，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越来越大，从1978年的2.1个百分点，提高到2002年的11.7个百分点，再到2019年的18.5个百分点，“不完全城镇化”“半城镇化”等问题日益凸显，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成为中国城镇化的难点问题（图4-2）。除户籍以外，中国还存在体制内、体制外，编制内、编制外，工人身份、干部身份等不同情形，进一步固化了社会结构，加剧了贫富差距的代际传递。

图4-1　全国流动人口及农村外出农民工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Wind。(www.daowen.com)

图4-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两类人口城镇化率情况

数据来源：Wind。

2.社会身份差异妨碍机会公平并形成能力差距的代际传递

在现有社会体制下，每个人会因家庭、岗位以及工作性质等原因而被贴上不同的社会身份标签。社会身份的不平等，妨碍了全社会成员之间的起点公平和规则公平，从而形成发展机会的不平等。比如，相对于城镇人口，农村人口虽然实现了“走得出”，但未必能实现“留得住”，特别是在社会纵向流动过程中面临更多的“天花板”“玻璃门”。并且，这种制度设计上存在的障碍，往往是农民群体难以依靠个人努力得到解决的，是一种相对固化的群体性鸿沟。加之教育、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差距，进一步加剧了农村人口与城镇人口之间的群体性能力差距。近年来，伴随经济体制改革和城镇化的推进，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虽然逐步实现了从低水平到全覆盖、从城市偏向到城乡统筹的转型^[2]。但无论是保障标准，还是保障范围，在城乡居民之间均存在明显的制度性差异。另外，多种社会身份叠加交错，也容易造成社会的不公平。截至2020年底，中国94.9%的村级组织已经实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确定了近9亿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有1.3亿人虽然不是农村户口，但仍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享有征地补偿费分配权等集体资产收益权，造成了明显的不公平。当然，现阶段造成中国城乡差距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城乡二元体制，即城乡之间基础性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力、资金在流动循环的制度安排上是脱钩与分裂的。缩小城乡差距最基础的工作仍是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阻碍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城乡二元体制^[3]。从长期来看，如果不能彻底改革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城乡二元体制和社会身份的分层体制，社会二元结构扭曲的问题就难以有效解决，群体性能力差距将会一直存在，并形成代际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