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过去100多年的历史观察来看，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一直是“农民问题”，无论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还是在新时代的国家现代化阶段，都是如此，只是不同时期的农民问题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解决方案。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就在于认识到农民阶级的力量；建设时期工业化之所以能取得重大进展，就在于农民提供了工业积累；改革开放时期之所以出现经济增长的奇迹，也在于农民提供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和低成本优势。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搞“大包干”等方式，有效释放了当时体制条件下的劳动者潜力，解决了“吃饭”的问题。随着经济的“放开搞活”以及农村税费改革的推进，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得到增长，加上各种“三农”补贴，促使农民收入大大增加。遗憾的是，由于二元社会结构这一硬性约束条件，导致农民这一庞大群体无法普遍提升其基本能力，从而加剧了初次分配的差距。相比之下，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等再分配工具所带来的农民增收无疑是有限的，也是难以持续的。因此，中国即便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当前的基本国情仍然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不仅农业就业人口多、农村居住人口多，而且户籍农民也多，隶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农民同样多。因此，要克服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最艰巨和最繁重的任务就在农村和农民^[39]。

从本质来看，中国当前面临的农村农民问题仍是一个社会问题。农民离开农村去打工，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虽然获得了自由流动的权利，但作为社会成员，其家庭的自由迁徙仍面临诸多障碍。这种社会的不平等导致财富积累的差距、收入分配的差距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差距。相应地，这种体制性障碍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如何降低占总人口过半的农民数量？怎么才能真正改变农民社会，实现社会转型？这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社会改革，并使之跟上经济改革的步伐。具体来说，需要重点关注以农民为主体的二元结构如何加快改革，并借此推动人力资本平等积累，进一步缩小群体性能力差距。这既是一个发展问题，也是一个分配问题，是实现公平与效率融合的基础。只有农民能力得到普遍提升，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农民，推进中国从“农民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型，为共同富裕提供更加有利的社会条件和持续动力。

【注释】

[1]刘尚希：《共同富裕的两个维度》，《北京日报》2021年8月2日。

[2]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0个省（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6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3个省。

[3]刘尚希：《共同富裕之路，从公共消费起步》，《传承》2011年第2期。

[4]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5]李海舰、杜爽：《推进共同富裕若干问题探析》，《改革》2021年第12期。

[6]刘尚希：《促进共同富裕需要“分配循环”思维》，《中国财经报》2021年8月31日。

[7]刘尚希：《共同富裕之路，从公共消费起步》，《传承》2011年第2期。

[8]刘尚希：《共同富裕之路，从公共消费起步》，《传承》2011年第2期。

[9]白雪梅：《教育与收入不平等：中国的经验研究》，《管理世界》2004年第6期。

[10]陈斌开、张鹏飞、杨汝岱：《政府教育投入、人力资本投资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管理世界》2010年第1期。

[11]高跃光、冯晨、唐雅：《户籍的代际关联、“农转非”与长期人力资本》，《世界经济》2021年第44期。

[12]厉以宁、刘世锦等：《共同富裕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中信出版社2021年版。

[13]魏易：《基础教育阶段公共财政投入的再分配效应：基于家庭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国教育财政政策咨询报告（2019—2021）》。

[14]T.Kotera and A.Seshadri，“Educational Policy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Vol.25，2017，pp.187-208.

[15]陈斌开、张鹏飞、杨汝岱：《政府教育投入、人力资本投资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管理世界》2010年第1期。

[16]李逸飞：《面向共同富裕的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探究》，《改革》2021年第12期。

[17]吕炜、杨沫、王岩：《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教育不平等与政府教育投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年第3期。

[18]魏易：《基础教育阶段公共财政投入的再分配效应：基于家庭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国教育财政政策咨询报告（2019—2021）》。(www.daowen.com)

[19]陈宗胜、康健：《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葫芦型”格局的理论解释——基于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和结构的视角》，《经济学动态》2019年第1期。

[20]高跃光、冯晨、唐雅：《户籍的代际关联、“农转非”与长期人力资本》，《世界经济》2021年第11期。

[21]魏易：《2017—2019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庭教育支出情况变化》，《中国教育财政政策咨询报告（2019—2021）》。

[22]冯亮、刘强、徐生霞：《相对贫困的典型表现及治理机制探究》，《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年第10期。

[23]李君如：《邓小平治国论》，中国计划出版社2016年版。

[24]李军鹏：《共同富裕：概念辨析、百年探索与现代化目标》，《改革》2021年第10期。

[25]刘尚希：《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共生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秘书工作》2021年第11期。

[26]陈钊、陆铭、许政：《中国城市化和区域发展的未来之路：城乡融合、空间集聚与区域协调》，《江海学刊》2009年第2期。

[27]姚先国、赖普清：《中国劳资关系的城乡户籍差异》，《经济研究》2004年第7期。

[28]余向华、陈雪娟：《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户籍分割效应及其变迁——工资差异与机会差异双重视角下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12 年第 12 期。

[29]吴晓刚：《“下海”：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转型中的自雇活动与社会分层（1978-1996）》，《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 6 期。

[30]吴贾、姚先国、张俊森：《城乡户籍歧视是否趋于止步——来自改革进程中的经验证据：1989-2011》，《经济研究》2015 年第 11 期。

[31]陈宗胜、康健：《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葫芦型”格局的理论解释——基于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和结构的视角》，《经济学动态》2019年第1期。

[32]刘尚希：《从三个维度深刻认识新时代的共同富裕》，《北京日报》2021年9月6日。

[33]厉以宁、刘世锦等：《共同富裕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中信出版社2021年版。

[3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就2020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回答媒体关注的问题》，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2006/t20200615_1760268.html。

[35]陈宗胜、康健：《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葫芦型”格局的理论解释——基于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和结构的视角》，《经济学动态》2019年第1期。

[36]刘尚希：《论促进共同富裕的社会体制基础》，《行政管理改革》2021年第12期。

[37]刘尚希：《“群体性差距”从根本上制约着经济发展可持续性》，https://finance.sina.cn/zl/2020-12-03/zl-iiznctke4512627.d.html。

[38]刘尚希：《“群体性差距”从根本上制约着经济发展可持续性》，https://finance.sina.cn/zl/2020-12-03/zl-iiznctke4512627.d.html。

[39]陈宗胜、康健：《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葫芦型”格局的理论解释——基于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和结构的视角》，《经济学动态》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