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城镇户口、农村户口，还是体制内、体制外，抑或是编制内、编制外，在一定程度上都影响居民个体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从而造成群体性能力差距以及差距的代际传递。这种差距是由不同的制度性安排造成的，并非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也不是市场化改革所能解决的问题。市场化改革只是一项基础性改革，能通过完善初步分配功能，完成“富起来”的第一步。从欧美等国的经验教训来看，单方面追求经济的发展并未有效解决社会两极分化和阶层固化的问题，反而产生更为显著的贫富差距。因此，群体性能力差距更多是一个社会问题，而非经济问题，是社会改革滞后、社会转型缓慢所导致^[36]。

既然属于社会问题，自然需要通过社会改革来解决。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实质上是全面性的计划管控，限制自由流动和自主选择，社会成员之间并不平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针对经济领域，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对政府的经济职能和相应的经济管理机构进行了全方位调整，但针对社会领域的改革要滞后许多。实行市场经济，无疑是让资本在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让资本“说了算”。而从整个社会来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尝试要限制资本“说了算”的范围，不能让其蔓延到整个社会，以此解决共同富裕这个世界历史性难题，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探索、创新。历史上无产阶级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工业文明异化的体现，人被物质资本广泛支配，从而导致社会两极分化^[37]。社会贫富差距的日渐扩大，对中国发展是一个警醒，应将发展的逻辑和焦点真正拉回到以人为本上来^[38]。近年来，中国在社会领域的某些强调“以人为本”的改革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与市场化改革相比，仍存在不匹配、不适应现象。比如，在科教文卫体领域的改革进行了很多努力，成效还不尽如人意。农民市民化不顺畅，导致农民工这个庞大的“亦农亦工”群体的形成，反映出社会改革与经济改革的不匹配。(www.daowen.com)

当然，这种不匹配的背后，隐藏着另一个重要问题，即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全面深化改革是改革的新阶段，重在“全面”和“深化”。如果说中国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改革上取得了理论和实践的重大突破，那么，在政府与社会关系改革的问题上仍处于探索之中。市场化改革强调放权、分权，让包括国企在内的参与者取得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过去向市场分权，现在向社会如何分权？比如，向市场分权，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市场主体依法享有自主决策、自主发展、自主管理和自担风险的自治权；在向社会分权的过程中，如何增强社会主体的自我决策、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能力？现阶段来看，该领域改革是相对滞后的。社会发育缓慢，导致社会与市场关系的割裂，对市场难以形成有效约束和有力支撑。当前，社会改革最关键内容就是要从促进公平出发，解决历史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中社会身份差别所带来的机会、起点和规则不公平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群体性能力鸿沟。只有机会、起点与规则更加公平了，中等收入群体才能扩大，共同富裕的目标也就不难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