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消费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个体消费能力的不足，有助于促进不同群体之间起点公平、机会公平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均衡，进而改善“收入—财富”分配循环。近年来，中国公共消费支出逐年增加，但区域、城乡之间的差距仍较明显，造成人力资本积累的差距较大。

1.中国城乡之间公共消费投入规模比较

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之间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出现了明显鸿沟。针对政府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领域财政投入规模进行分析，能为城乡居民的基本能力差距提供一些合理性解释。

在教育方面，以生均教育事业费为例分析可知，我国公共财政投入规模逐年加大。在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生均支出规模略低于城镇地区，而高中阶段城乡之间的差距明显扩大。《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基于10339份家庭样本数据，从生均教育事业费中的公共财政投入比例（即生均预算内事业费占全部生均教育事业费的比例）进行研究，发现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均达90%以上，尤其是农村地区小学阶段达97.6%、初中阶段达96.2%，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更多依靠事业收入等非财政性收入来筹措办学经费。高中阶段，城镇和农村普通高中公共财政投入占比为80%左右，也因此拉大了城乡生均经费差异^[13]。以全国小学阶段生均教育经费支出指标为例进行分析可知，2011年到2020年，全国农村地区普通小学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从5718元提高到1.30万元；同期全国普通小学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从6117元提高到1.41万元。对比来看，农村小学与全国小学生均教育经费支出比值从2011年的93.50%，逐步增加到2013年的高点97.04%，反映出中国在农村小学教育方面的财政投入规模稳步向全国平均水平靠拢。但从2014年开始，该比值又掉头向下，至2020年降至91.90%，表明财政资金在农村和城镇的小学教育投入上再次出现分化，对农村地区的支持力度弱于城市（图3-11）。从国外经验来看，人力资本主要依赖于政府对教育的投入^[14]，而地方政府在提供教育公共消费时，面临供给成本与经济产出两方面的权衡，即在农村地区提供教育公共消费的成本相对较高，经济产出能力相对较弱；而城镇地区的供给成本相对较低，且存在集聚效应，能为地方政府带来更多收益，不可避免会导致政府的财政教育投入向城市倾斜^[15]。

图3-11　全国小学生均教育经费支出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需关注的是，除基础教育影响人力资本积累以外，我们还需重视以思想教育为核心的社会教育对人力资本价值的显著影响。在缺乏信仰和理想信念的环境下，个人即便拥有一定能力，也可能消极懈怠甚至碌碌无为；社会即便实现了物质财富富裕，也可能面临精神财富的贫瘠，这样的富裕之路不可持续，绝对不是社会主义的富裕，更不是党中央、国务院要求的高质量的共同富裕。正如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由此可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除了需要推动人民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也需要推动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和塑造，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提升全体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也极大缩小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在理想信念、精神风貌等方面的群体性差异，“人人参与、人人努力、人人享有”的良好氛围正在形成。

在医疗卫生方面，以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指标为例进行分析。2010年到2019年，农村每千人拥有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从2.6张增至4.81张。同期城市每千人拥有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从5.94张增至8.9张。对比来看，城乡每千人拥有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之比近年来缓慢下降，从2010年的2.28倍下降至2019年的1.82倍。从比较趋势线可以看出，2015年以前，城乡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差距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自2015年以来，这一格局才逐步得以改善，特别是在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后，这一指标的城乡差距开始大幅缩小。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对医疗健康方面的需求逐渐增加，国家财政针对公共基本医疗领域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基础医疗条件有了明显改善。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城乡之间基本公共医疗卫生经费投入差距有望得到进一步缩小（图3-12）。

图3-12　城乡每千人拥有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

在社会保障方面，以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指标为例进行分析。从2011年至2019年，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始终保持增长趋势。其中，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从1419元增至5793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从3106元增至7708元。从增幅上看，两者保持基本一致的步调，且均在2014年出现明显增长（图3-13）。

图3-13　全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www.daowen.com)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

2.中国区域之间公共消费投入规模比较

以近十年人均教育、人均医疗卫生、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三项基本公共消费为例，中国各地区在财政投入方面存在明显的分化现象。东部地区的基本公共消费投入规模略高于中部地区，明显高于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将东、西部地区对比分析，东部地区各省（直辖市）平均基本公共消费投入从2011年的1.26亿元增至2020年的3.43亿元，增加172%；西部地区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均值从2011年的0.79亿元增至2020年的2.04亿元，增加158%。从东、西部地区财政投入规模之差的曲线可以看出，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额保持着不断扩大的趋势（图3-14）。

图3-14　各地区基本公共消费投入规模及其变化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对人均基本公共消费支出指标作进一步分析发现，各地区均呈现持续增长态势。其中，西部地区得益于财政政策的倾斜性支持，近十年一直居于全国首位，2020年人均基本公共消费支出达7814元，是中部地区5530元的1.41倍。东部地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先区域，具有较强的财政实力，在公共消费领域投入较大，人均基本公共消费支出规模从2011年的2983元增至2020年的7158元，位居第二。而中部和东北地区，虽然总体投入较多，但因人口基数较大，导致人均水平反而处于落后水平（图3-15）。

图3-15　各地区人均基本公共消费支出

数据来源：历年国泰安数据库。

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数据来看，中国在上述三项公共消费支出上亦存在显著分化趋势。其中，北京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公共服务水平较高，故所需的财政支出规模相对较大。而西藏、青海、新疆、宁夏、海南和黑龙江等省（直辖市、自治区），由于多属于边疆地区或少数民族聚居区，在现行财政体系下，转移支付资金因优先向这些区域倾斜，导致公共消费支出规模较大。遗憾的是，这些地方虽然每年获取了大量财政资金投入，但由于理念落后、人才匮缺、管理不力，致使这些区域的公共消费水平长期落后于沿海发达地区。

通过对不同区域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的描述性分析发现，东部地区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标准都以绝对优势高于国内其他地区，这主要得益于东部沿海地区相对发达的经济水平以及充足的财政供给。近年来，东部地区农村与城市的低保支出水平之比逐年提升，从2011年的49.4%增至2019年的91%，反映出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城乡差距显著减小。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从沿海发达地区起步，并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覆盖，其最低保障资金主要由地方财政负担。因此，大多数中西部地区由于财政实力偏弱等原因，导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较低，低保补助额度较小，覆盖面较窄，存在更为明显的城乡差距（图3-16）。

图3-16　各地区城市与农村居民人均最低生活保障支出水平之比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