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居民消费的整体规模来看，中国居民消费率仍处于偏低阶段，对GDP的贡献率明显落后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图3-8），在一定程度上，居民最终消费水平反映人力资源的积累速度：消费水平偏低，反映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偏低，说明国家在促进人的发展方面投入不足。这是导致中国居民能力提升相对较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由于中国长期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导致城乡、区域之间的居民消费水平受到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从而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距。

图3-8　部分主要经济体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Wind。

从城乡居民消费情况来看，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居民（图3-9）。2011—2020年之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从2011年的1.99万元增至2019年的3.56万元，2020年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稍有下降，跌至3.40万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一直处于增长态势，从2011年的6188元增至2020年的1.61万元。从城乡对比看，城乡人均消费水平之比从2011年的3.22倍缩减至2020年的2.12倍，且近两年缩减趋势更为明显。这反映出中国统筹城乡发展、扩大农村消费的系列刺激政策对缩小城乡人均消费差距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不可否认，中国城乡消费差距仍在2倍以上，成为制约农村居民基本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

图3-9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变化趋势及差异(www.daowen.com)

数据来源：Wind。

从公共消费的整体规模来看，由于政府直接投资等资本性支出惯性扩张，导致中国公共消费率长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公共消费率整体上逐年提高，从1970年的10.9%提高到2019年的16.7%。尽管如此，除1999年和2000年外，其他年份均处于全球平均水平之下。2019年，中国公共消费率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0.2个百分点。特别在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政府公共消费投入的相对不足，导致其成为社会反映强烈的“痛点”，对居民消费形成了挤出效应。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公共消费还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失衡。除少数沿海发达地区外，大部分地区普遍面临公共消费供给不足的问题。公共消费长期存在区域、城乡失衡，反映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足，意味着一些人基本的生存发展条件得不到充分保障，也就谈不上基本能力的获得。这种社会群体之间能力上的差距，一旦进入市场竞争之中，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即穷的越穷，富的越富。财产或收入意义上的贫富差距，实质上是由消费意义上的贫富差距在经济循环中内生而成的^[8]。

人力资本的均衡发展是缩小城乡差距的必要条件，而人力资本的普遍提高又依赖于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公共投入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有学者利用中国1982—2000年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教育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稳定而密切的关系，教育不平等会加剧收入不平等^[9]，甚至有研究认为城乡教育水平差异是影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最重要的因素，其贡献程度达到34.69%^[10]。据《2019国内家庭子女教育投入调查》显示，家庭子女教育年支出主要集中在1.2万—2.4万元和2.4万—3.6万元两个范围内，占比分别为22.4%和21.7%。从2020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构成来看，医疗保健支出为1843元，教育文化支出为2032元，居住支出为5215元，分别占人均消费性支出总额的8.7%、9.6%、24.6%。从区域来看，三类基本消费支出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居民消费性支出比重不尽一致，其中人均居住支出占比主要分布在20%—40%之间，个别城市如北京占比超过41%。从城乡来看，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在2020年约为8.3万亿元，仅占全国居民消费支出的21.5%。上述三类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性支出比重在城乡之间亦存在明显差距，反映出农村居民消费力不足、人均消费支出偏低，尤其在教育、医疗和住房三项消费支出方面承受巨大压力，面临更为明显的消费不足问题（图3-10）。也有研究发现，实现农村户籍置换为城镇户籍的个体，其受教育年限平均提升2年左右^[11]。另外，中国尚有2.8亿外出务工人员这一特殊的“夹心层”群体，虽然在分类统计时归为市民，但无法平等享有城镇人口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导致其储蓄避险意愿较高，家庭平均消费强度与城镇家庭仍存在很大差距^[12]。

图3-10　城乡居民人均主要消费支出占可消费性支出比重

数据来源：W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