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讨论中，“贫富差距”与“收入差距”时常混为一谈，但实际上二者存在本质区别。贫富差距包含了收入差距，但不只是收入的差距。若仅仅讨论收入分配，只能说是针对某一时期的经济成果作静态分析，难以看清楚导致这种收入分配格局的机理是什么，很容易把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路径归结为对现有成果分配的再次分配上。对现有经济成果分配的再次分配，静态看是有效的，但只是“一次性有效”，无法改变贫富差距变化的长期趋势^[3]。从存量来理解贫富差距，体现为财富或财产积累的多寡，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贫富差距在物质层面的实现形式。富裕不只是收入高，更体现为财富多；而贫穷意味着财富积累少，甚至“无产”。作为一个存量的概念，财富是居民、企业和政府年复一年积累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收入差距以及财富管理能力的差异，会通过遗传机制和固定效应促使居民财富差异呈现出持续性差距。当财富进入经济循环后，会变为资产，包括实物资产、金融资产和无形资产。随着财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会直接导致家庭就业、消费和收入机会的不平等，反向又会进一步加大收入差距，从而导致社会阶层固化和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快速发展的资本市场，既可能是一个快速造富的梦工厂，也可能是一个致贫的财富收割场。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对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财富分配数据进行分析，认为资本收益率远高于经济增长率，不加制约的所谓自由资本主义会加剧财富的不平等^[4]。事实也有力证明：存量财富通过金融或资本市场的再分配往往会快速扩大社会贫富差距。自从有了资本市场，居民收入与财富之间的循环速度更加迅速，甚至可以脱离实体经济循环而独立存在。健康的资本市场可使更多人获得财产性收入，缩小贫富差距；而扭曲的资本市场，不但不能使更多人获得财产性收入，甚至连财富存量也被再次分配。资本市场的这种“双刃剑”效应对贫富差距的影响很大，尤其当这一“双刃剑”效应再度与能力差距相叠加时，财富差距、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都会在循环中不断扩大，导致财富快速集中和个人贫富悬殊。从2020年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结构来看，财产性收入占比明显偏低，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图3-4）。其中，中国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处于10%左右的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美国同期的人均财产性收入占比约23%），且在城乡、区域之间存在严重分化现象。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绝对值10年来几乎没有增长。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滞后、交易不活跃，特别是农民参与机会更少，导致居民财富的逆向调节。而资本市场一旦产生这种逆调节作用，就会极大对冲政府再分配在调节贫富差距上的积极作用。

图3-4　全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及财产净收入占比

数据来源：Wind。

1.城乡之间居民财富差距及其变化

从人均储蓄规模来看，无论城市还是农村，近十年来均实现了稳步增长（图3-5）。从人均储蓄的绝对额和增长率来看，农村居民人均储蓄从2011年的1756元增至2020年的3803元，增长率为147%；城镇居民人均储蓄从2011年的6649元增至2020年的1.68万元，增长率为198%。从发展速度看，农村人均储蓄近十年的年均增速为8.69%，明显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储蓄的年均增速11.29%，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差距仍在持续拉大。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将消费剩余资金，除转化为储蓄以外，更多还会以各种资产的形式存在。2018年，城镇和农村家庭人均财产占有量分别为29.29万元和8.77万元，前者是后者的3.34倍，且城镇家庭人均财产增长速度快于农村^[5]。最为典型的是居民房产，随着城市住宅价格的大幅上涨，带来了住房财富的不断积累，且在居民家庭财富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客观来说，此类财富增值并非个人努力的结果，而是得益于城市空间价值的“漂移”，让更多公共价值外溢到了私人财富上面^[6]。在中国农村地区，由于宅基地流转受限、资本属性不强以及交易市场不发达等原因，导致农村居民的住房资产未能拥有增值机会。再如，少数商人廉价获取国有资产经营权或自然资源开采权，由此形成的财富快速积累也并非初次分配差异的结果，而是参与人利用公共产权制度的漏洞形成对全民资产的侵蚀。另外，由于资产的增值、贬值，会导致富裕水平更大幅度的波动，最为突出的是金融市场对城乡居民财富差异扩大的影响。比如，通过股票、期货、基金、信托等金融产品的市场交易，少数人实现对社会财富的集中和集聚，而蚀本者的存量财富同步被转移。特别在金融市场不成熟的情况下，城市居民拥有相对完备的交易信息和丰富的投资机会，更有利于获取投资性收益。而农村居民受限于专业、信息的缺乏，更难做出有利于财富正向积累的正确决策。

图3-5　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储蓄额差距及变化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地区之间居民财富差距及其变化(www.daowen.com)

在改革开放初期，为激发市场活力、提高生产效率，中国实行了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鼓励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再先富带后富。40多年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凭借明显的区域优势、雄厚的资源禀赋以及全方位的政策支持，在经济发展上取得巨大成功，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资本市场发展也处于领先水平。得益于这些发展红利，当地居民在财富积累上和其他地区形成了明显差距。

从城镇居民人均储蓄规模来看，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增速基本保持一致，且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增速（图3-6）。东部地区城镇居民的人均储蓄从2010年的7325元增至2020年的2.08万元，增长率为185%，中部地区十年来由4811元增至1.51万元，增长率为213%，西部地区由3609元增至1.37万元，增长率为280%，而东北地区由2010年的3585元增至2020年的1.27万元，增长率为253%。由上述可见，自实施东北振兴、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全国各地区人均储蓄差距有所收敛。将东、西部地区对比分析，2010年东部地区的人均储蓄规模是西部地区的2.04倍，2011年为2.04倍，2012年为2倍，2013年为1.51倍，2019年为1.32倍，2020年为1.5倍，整体呈现出逐步缩小态势。但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家庭户均总资产对比来看，最高的北京为829.8万元，新疆为127.5万元，前者约为后者的6.5倍。从城镇地区内部来看，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发布的《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表情况调查》，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均值为317.9万元，其中收入最高10%家庭户均总资产1511.5万元，是收入最低20%家庭户均总资产的36.5倍。

图3-6　各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储蓄差距及其变化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从农村居民人均储蓄规模来看，受交通条件、技术水平、产业基础、人员素质等因素制约，农村经济长期落后于城市，且在各地区之间存在较明显的分化现象，导致农村居民人均储蓄规模也存在较大差距（图3-7）。从绝对数和增长率的角度来看，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储蓄从2010年的1420元增至2020年的6807元，增加379%；中部地区由835元增至2577元，增加208%；西部地区由279元增至2120元，增加660%；而东北地区由1105元增至4383元，增加297%。从上述可知，各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储蓄的绝对数差距在拉大。其中，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储蓄规模的增幅明显高于中部、东北地区，稍小于西部地区。将东、西部地区对比分析，2010年东部地区人均储蓄规模是西部地区的5.09倍，2011年为5.59倍，2012年为4.24倍，2019年为1.64倍，2020年为3.21倍，其相对差距逐年收敛，但在2020年显著扩大。

图3-7　各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储蓄差距及变化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无论从收入，还是从财富视角来看，近年来，我国居民贫富差距在城乡、区域、行业之间整体上均呈现扩大态势。需注意的是，我们分析贫富差距问题，不能仅着眼于物的差距上，物质富裕、物质能力和物质投资都只是改善人的生活状态的基础和手段，与人的发展之间是一种间接关系。如果过度寄希望于物质条件改善来促进共同富裕，很可能事与愿违，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生产关系的异化，使人简化成为一种生产工具和手段，更容易受到资本的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