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拥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长期以来处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前列。尤其是中国的一系列发明创造，为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最早发明了火药，并在宋朝就出现了火器的使用，指南针的率先发明更是为早期全球化的贸易与交流提供了条件，促进了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在经济方面，首先是农业，中国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铁农具与农耕技术，此后，随着各种农业技术的发展，中国的农业生产水平长期领先于全球；而在手工业领域，中国的丝织业与制瓷业技术精湛，中国的丝绸与瓷器全球闻名；此外，关于中国的商业，在宋朝时中国就出现了最早的纸币交子，并且各种商业城市的发展也一度遥遥领先。总之，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汉唐盛世自是无人可比，即使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比重之高，即便今天的美国也难望其项背。直到1800年，中国依然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在历史上，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一直是一个既强又富的国家，并长期处于世界文明发展的领先地位。

但近代以来中国落伍了，备受西方列强欺辱。1840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侵略战争，迫使中国政府签署了一系列类似于中英《南京条约》的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割地、赔款，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控制和操纵中国。政治上，英国割去中国香港、日本占领中国台湾、俄国掠夺中国东北和西北，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经济上，西方列强向中国索取巨额赔款，仅战争赔款一项就使中国损失白银十几亿两，而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仅8000多万两白银。同时，它们还贪婪地攫取种种特权，如设立港口、租界，开矿设厂，修筑铁路，设立银行、商行，建造教堂，驻扎军队，享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等。它们利用特权将“过剩”的资本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使中国完全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商品销售和投资市场，造成中国严重的财政和金融危机。同时，在封建剥削制度下，地主占有土地不断剥削农民的剩余劳动，还同商人、高利贷结合在一起，使中国生产力低下。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清政府，日益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人民饱受摧残和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濒临毁灭的边缘，前景一片暗淡。因此，“求强求富”成为中国近代以来追求的目标，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便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

为了寻找“求强求富”之路，中国各种力量艰难探索。农民阶级的探索主要体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上。前者肩负起了反封建反侵略的使命，提出了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平等社会目标；后者则打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将矛头直指外国侵略者，但二者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下先后失败。19世纪五六十年代，清政府内部地主阶级掀起一场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前期以“自强”为旗号，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用以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后期则以“求富”为旗号，开办了一批民用工业。同时，还创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国深造，培养了一批近代外交、军事和科技人才，在促进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和学习西方近代科技方面打开了窗口。但洋务运动的主观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而不是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它既不能挽救腐朽的封建统治，也不能拯救中华民族的灾难，使中国走上独立和富强的道路。(www.daowen.com)

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走向历史前台，掀开了资产阶级的救国之路。首先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倡导实施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并实施了一系列的制度改革，但很快遭遇“戊戌政变”而以失败告终。其次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更具彻底的革命倾向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掀起了自下而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主张武装推翻清廷，实行美国式的三权分立制度。孙中山首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但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却没能真正地解放中国，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资产阶级共和国初生几个月即宣告夭折。辛亥革命最终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也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中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中，人民的生活依然充满着苦难和屈辱。

由此可见，无论是农民阶级，还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所进行的救国探索之路，都没能完成独立和富强这两大历史性任务。历史证明，没有先进的理论指导，没有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的领导，中国很难走向正确的独立和富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