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都调节不到的领域，习惯力量、道德力量的调节依然起着主要作用。例如，在偏僻的小山村、在孤岛上、在荒原上，那里有人们居住、生活、劳动。人们不仅在那里生存了下来，而且繁衍了后代。正是习惯与道德力量的调节使当地的生产和生活持续进行着。可以说，习惯与道德调节是在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出现以前起调节作用的调节方式^[38]。当今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都很强大，但社会领域依然离不开习惯力量、道德力量的调节。

人们常说的第三次分配，正是道德力量调节的产物。如果把第三次分配简单地从“物”的层面去理解，那它仅仅是停留在分蛋糕的层次上，不过是一种零和博弈，并不能实现帕累托改进。第三次分配的实质是通过人与人关系的改变，在共同体意识下形成“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的社会促进机制。这种社会促进机制的形成，需要社会道德水准的提升和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增强，需要“社会资本”的不断积累。在一定意义上，这种社会促进机制是“社会”主义精神的体现，是人的文明性提升的反映，一切都是以自愿为基本原则。

分蛋糕是一个零和游戏。必须共同做大蛋糕，这就要上升到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的财富创造上来，把第三次分配仅仅理解为分蛋糕是不全面的^[39]。这包括社会自主的分配，但不限于分配，通过社会的自组织不但“授人以鱼”，而且“授人以渔”，在互助中创业创新，共同提高创造财富的能力。诸如行业协会、“社会企业”^[40]、“互助保险”等公益性的社会组织机构能起到促进发展、调节分配的作用，是对市场力量、政府力量的重要补充。社会的发育可以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约束过度的自利行为。当“经济人”不再唯利是图，也具有一定的“社会人”色彩时，“有钱大家赚”的共享格局也就具备了形成的条件。根据CSECC社会企业认定平台2021年8月最新统计，全国已完成社会企业（行业）认定的机构有299家。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个数量仅仅是一个零头。这反映出我国以公益为导向、以经营为手段的“社会企业”发展极其缓慢，与社会主义的要求有较大差距。(www.daowen.com)

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条件。不仅政府可以提供公共服务，社会同样也可以，如民办公益性教育、民办公益性医疗、民间的互助保险以及各种社会互助组织。社会的进步可以带动家族和家庭内部的互帮互助，如家庭养老，实际上就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公共服务”。社会不同层面、不同范围的互帮互助，就形成了先富帮后富、先富带后富的良性社会机制。有了良好的社会基础，贫富差距就会变得更小，离共同富裕目标就更近了。而社会发育和社会互助机制的形成，来自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和内在动力，相关的法律、政策要为此提供空间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