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的本质是人的发展，这离不开精神富裕。有关精神富裕的表述，在中国文化中由来已久。如：刘禹锡的《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展现了一种高洁的人生境界。古人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史记·管晏列传》），表明了物质富裕是精神富裕的充分而非必要条件，精神富裕更多的是人的一种思想境界或主观感受，受物质条件的影响，但是不完全取决于物质条件，这方面在中国古代圣贤的事迹中多有记载。如果我们以幸福感作为精神财富的替代指标，就会得出类似的结论。美国经济学家Easterly（1974）发表文章《经济增长能使人更快乐吗？》，提出著名的“幸福—收入”悖论，指出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并不一定会带来相应的国民幸福程度的上升。这些都让我们感受到精神富裕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物质富裕。

精神富裕意味着精神力量的强大，精神力量强大可以改变一个人、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将“禁欲式”的新教伦理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金钱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自我异化的表征，把所有人类的特质转化为交换价值的量，为财富本身积累财富，作为一种普遍的道德精神，实质上是精神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写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提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把工人变成畸形物……而且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转化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只有工人阶级能够把他们从僧侣统治下解放出来，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把科学家本人从阶级偏见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国家寄生虫、资本的同盟者，变成自由的思想家！只有在劳动共和国里面，科学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批判了当时资本主义的各种病态现象，这反映出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在物质方面快速富裕，而社会同时陷入了精神贫困，让人警醒。

精神富裕需要一定的物质富裕作为基础。但基于人本观看共同富裕，没有精神富裕的共同富裕是畸形的，是无实质意义的。进一步说，没有精神富裕，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文明性没有充分彰显出来，物质富裕也将是昙花一现。首先，人的主体性体现为人不是金钱的奴隶、不是财富积累的工具。社会上的人们总是保持一种奋斗精神，充满朝气地学习、工作和生活，永远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期待；社会对待物质财富的态度不是仰视，而是工具，财富是为人服务的。人和物的关系永远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人不能颠倒成为物的附庸。其次，人的创造性更多体现在各种创业和创新活动上，以不断改革创新的精神面对困难和问题。创业活动背后体现的是敢于承担风险的企业家精神，创新活动背后则体现为观念和精神的自由，是社会活力的体现。一个开放包容的社会有助于促进人们的创造性，让每个人都有创业的追求和创新的自由，这样可以激发起社会的活力。最后，人的文明性体现在人们不仅仅利己，还要利他；不仅考虑当前，还考虑子孙后代。如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到，“无论一个人在别人看来有多么自私，他总是存在着一些本能，因为这些本能，他会关心别人的命运，会对别人的幸福感感同身受，尽管他从别人的幸福中除了感到高兴外，一无所得。这种本能就是慈悲或怜悯”；孟子曾提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古代先贤义士所兴办的义庄、义学等，也充分体现了这种道德的力量。如果这样的力量足够强大，精神就更加富裕，人人都有利他行为，那么就可能促进社会的普遍信任，即社会资本。有了长期视角，我们制定政策就会更具连续性、稳定性，就不会急于求成。实际上，一个真正的共同富裕社会中，精神富裕和物质富裕是相互促进、相互转换的关系，是一体两面，都不可缺少，需要物质和精神双富裕。(www.daowen.com)

需要关注的一个新现象是，在当今经济社会数字化加速的时代，那些拥有更多数字化技能以及数字素养的人往往拥有更多的胜出机会，这样会带来各种形式的数字鸿沟现象，进而导致收入差距，数字技术进步可能加剧这种收入差距。科技和资本一旦结合会形成聚变效应，会放大贫富差距，拥有资本的人将会占据更多的物质财富。我们追求的共同富裕从精神层面上要求遵守一定的科技伦理，也就是让科技向善^[29]（Tech for Social Good），这就赋予了科技以精神的内涵，拒绝野蛮生长，让技术和产品放大人性之善，用科技来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科技企业或是通过创造更多就业或更多税收，或是通过打造具有公共性的数字平台为不同人群、不同层次的创业和交易提供机会和条件，助推经济社会发展，让科技更好服务大众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