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指出，“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消费过程实际上也是人的再生产过程。从人的生命周期来看，在收入、财富和消费三者中，消费是最重要的。物质消费、健康消费和教育消费等直接影响人力资本，关系到人的生存和发展状态。可以说，消费水平的差距影响着人力资本的差距，即人的能力差距。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消费分为私人消费和公共消费，私人消费是由个人为满足其自身需求支付费用的消费，公共消费是由政府免费或低价提供的公共开支，例如教育、医疗、养老、育幼、文化等社会保障和社会事业支出。相应地，消费差距也体现在私人消费差距和公共消费差距两个方面。

私人消费差距是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的延伸。按照持久收入假说，个人的消费由持久性收入决定，这个持久性收入可以理解为收入和财富的总量，个人的收入和财富水平不仅决定其消费水平，还决定其消费结构，显然，低收入群体的恩格尔系数最高，用于人力资本的消费支出相对不足。因此，个人能力提升就越有限，越容易形成收入或贫困的代际传递，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有研究者利用北京大学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FPS）研究发现，2010—2018年中国居民家庭整体代际收入流动性较低并呈现下降趋势；城乡居民代际收入弹性表现出逐年递减的变化趋势，并且城镇居民代际传递程度高于农村居民（车延、刘润芳，2021^[22]），代际间收入流动性降低表明收入差距的固化程度有所提高。以城乡居民为例，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烟酒和食品占比为29.2%，农村这一比例为30.1%，城乡差别不大；和人力资本密切相关的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健康支出，城镇则是农村的1.99倍，这恰恰是决定劳动者市场竞争能力的关键，自然会影响到劳动报酬的高低。如果政府能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低收入群体增加这方面的公共消费支出，就可以减少他们的消费支出压力，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其基本能力提升，进而缩小群体性能力鸿沟。

表1-1　2016—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结构（单位：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年版。(www.daowen.com)

公共消费对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同样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存在区域间差异和社会身份的权利差别，不同群体可享有的公共消费水平具有较大的差异，不同的个体在人力资本投入方面即使有同样的支出意愿和能力，其获得的人力资本积累也会因其所触及的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而有所不同，这就是公共消费的不平等，或者说是机会的不平等。不同群体间的公共消费差距，更多由是社会制度和政策的不合理造成的。中国在户籍制度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的社会制度（表1-2），包括住房、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社会福利、土地方面等对农业户籍人口的差别化规定，将农村居民享受公共服务权利的不平等制度化了，形成了农村居民发展机会和流动空间的制度性不平等，大大降低了农村居民实现阶层流动的可能性，导致了贫困的代际传递。而在农民向市民转变过程中，存在种种身份限制，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只能是暂时的或流动的，严重妨碍了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劳动力资源功能的发挥，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受限，这又导致了农村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

表1-2　某人口流出地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公共服务和土地政策主要差别

续表

资料来源：魏义方、张本波：《新一轮户籍改革应解决城乡户口权益差异——基于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公共服务的调查》，《宏观经济管理》201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