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西方共同富裕的物本逻辑让人成为物的附庸

西方经济学基于物本逻辑追求经济增长，劳动、资本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把劳动视为一种依附于资本的生产要素，把人异化为物的附庸，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分配的不平等。分配的不平等表现为物的差距，例如收入差距、财富差距，而其背后的实质是人与人的社会权利差距。

现代自由主义之父约翰·洛克主张人人都能平等地享受其自然权利，包括个人的生命权、人身权和财产权^[1]。根据洛克的理论，政治社会和政府都不过是个人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在自然状态本身就拥有的自然权利而达成的制度安排。政府的运作需要个人的同意为基础，自然状态中的个人共同组建政治社会和政府的目的是实现共同的善或公共福利，这也是西方福利国家的政治思想根源。阿道夫·瓦格纳倡导，政府应该致力于富裕人群和较低收入人群之间的收入与财产再分配工作，这一观点得到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支持。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将需要从较富裕人群那里征收更多的税款，用于为较低收入群体提供各种福利，缩小贫富差距。这种观点至今仍相当流行。“福利社会”“福利国家”这样的概念不胫而走。

其实，福利国家并非一种国家类型，宏观上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状态，微观上是对政府一系列特定行为的描述，可以说是一种由国家通过立法来承担维护和增进全体国民基本福利职能的政府行为模式^[2]。从19世纪下半叶社会公众对贫困的态度开始有所转变，推动个人机会（例如，对选举权、工人权利、妇女权利、儿童权利进行立法）平等的压力日益增大^[3]。19世纪晚期西方国家开启了福利国家模式，最早是德国，在80年代开始实施一系列强制社会保险计划，并建立福利国家体系。当时的德国首相俾斯麦承认，他希望制造一个强大的德国来统治欧洲，这需增强民众对国家的依赖性。二战以后，为了缓和战后的贫困、失业、社会不平等矛盾，有思想家提出应该由国家出面，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推行增进社会福利的政策。1942年《贝弗里奇报告》和1944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的《费城宣言》，为战后福利国家制度建设提供了合法性来源与理论指导。20世纪60年代中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总统发起了“向贫困宣战”的计划之后，美国的社会支出开始大幅上升，政府预算不断膨胀^[4]。建设福利国家的目的是通过再分配手段来缓和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劳资分配矛盾，推动大众消费以解决生产过剩问题，这实际上是把人物化成消费机器，把人工具化。在这个语境下，效率是目标，公平是手段，公平是为效率服务的。福利社会的建设不触及资本主义“资本至上”这一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的物本逻辑，无法达成效率与公平的真正融合，也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在福利社会背景下，为何政府支出可以持续上升？对此，阿米卡尔·普维亚尼（1973）提出了“财政幻觉”的概念，财政幻觉和政府行为紧密相关，他发现当存在财政幻觉时，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支出让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受益，财政幻觉使得政府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税收并保持较高支出水平，使得纳税人难以感受到某项税收或公共债务带来的实际负担。福利主义发展至今，在党派竞选和多数决定制的作用下，弊端丛生，风险扩大。党派竞选中，各党派为了获取更多选票而纷纷展开福利承诺竞争，在多数原则下，福利承诺越多，当选的概率就越大，福利支出就会产生“棘轮效应”。为了获得民众支持，福利承诺不断加码，而不计后果，最终导致债台高筑，扩大未来财政风险。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导致了“公地悲剧”，社会的劳动参与率下降，整个社会的活力下降。西方福利制度易被各党派变异为控制选民的政治策略，他们的目的是把选民当作政治工具来操纵，让选民成为政府权力的附庸，人的主体性被“资本至上”的物本逻辑倒置为支配对象。西方国家的一些政治领导人自己也意识到这些问题，1980年里根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中提到“政府不是解决方案，政府本身就是问题”，可谓一语中的。

2.物本逻辑下的福利国家最终会陷入债务国家的困境

在物本逻辑指导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共同富裕”，是通过建立所谓的福利制度来缩小贫富差距，主要措施包括高额累进税、社会保障政策、最低工资制度等，其目的是缓解劳资分配矛盾，进而通过拉动需求来应对生产过剩造成的危机。从结果来看，福利政策虽然在短期内缓解了贫富差距导致的经济社会矛盾，但从长期趋势上观察，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贫富差距不久仍会回到从前的水平。这说明，资本主义社会“效率”与“公平”的内在冲突并未因福利制度而得以消除。

不仅如此，随着福利开支标准的提高，出现了众多福利诈骗者，对其财政的可持续性形成了巨大挑战。2009年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与危机国的高福利带来的巨额财政负担有直接关系。高福利政策不仅导致经济的效率损失，还滋长了人们对福利政策的依赖心理，整个社会的就业意愿和创造力也随之下降。高福利政策意味着高税收，这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削弱了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又反过来动摇了高福利政策的根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受少子化老龄化加剧、经济增长乏力等因素影响，为了避免财政危机，从2010年开始，一些福利国家纷纷把削减财政赤字、确保财政可持续作为主要政策目标，选择紧缩政策，开源节流。一方面，福利开支的紧缩涉及养老、医疗、失业、家庭政策等社会的各个方面，对民众的生活产生了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中产阶层萎缩，贫富差距扩大，这一起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民粹主义再次兴起，社会撕裂，给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关系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www.daowen.com)

相比之下，追求自由市场的美国并没有选择走欧洲福利国家的路线，福利水平大大低于欧洲福利国家，福利政策带给财政的压力比欧洲福利国家要小，但通过放弃增值税、选择复杂的个人所得税来调节分配的力度并不小。可以说，在调节分配上，欧洲国家是在政府支出端发力，而美国是在政府收入端发力，但欧美国家在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上并未有明显不同。一直为人所称道的“美国梦”光环在不断褪色。哈佛大学的Raj Chetty等人（2017）^[5]利用大数据方法，将美国人口普查数据与用通胀和其他混杂变量校正过的税收记录结合在一起，分析发现，在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人群中，孩子收入超过父母的比例为92%，但该百分比在1984年出生的人群中已经降至50%，这表明阶层固化现象在加剧。美联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三季度，前1%的富裕人群——其净财富占比达32.1%^[6]，连续两个季度超过中产阶级，其持有的净财富是后50%人群的12.8倍，贫富差距的顽疾非但没有减轻，反而还有所加剧，不能不让人反思现有的分配制度调控效果。实际上，美国的政策制定重富轻贫，当不那么富有的美国群体持有与富人群体不同的偏好时，政策对富裕群体的回应依然很强，而对低收入群体的回应几乎为零，这表明富裕的美国人比他们的同胞具有更大的影响力^[7]，富人纳税少，主要是因为亿万富翁的大部分收入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避税以及公司税率的大幅降低、联邦个人所得税改革^[8]，政治权力上的不平等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叠加在一起加剧了贫富分化。

图1-1　欧盟及典型的欧洲福利国家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变化趋势（2008—2018）

数据来源：Wind。

图1-2　美国与部分欧洲福利国家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比较

数据来源：Wind。

从结果来看，西方国家的“共同富裕”路线是不成功的，它们未能跳出效率与公平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国家实施的缩小贫富差距政策是基于物本逻辑的，而物本逻辑的核心是“资本至上”，人被异化为工具和手段，成为金钱的支配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