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消费文化推动力量的争论中，主张自上而下解释和自下而上解释的人虽然各持己见，但通常都是站在同一个出发点上的，即西方公司跨越了国家的和文化的界线，并接触到了处于本土文化中的消费者。争论双方或者关注自上而下运作的西方公司，或者看到自下而上参与的当地消费者，但对在两者之间发生作用的中间人却极少关注。然而，不管观察的角度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本书所描述的中介人在消费文化传播的转达方面确实是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们既（在自上而下的解释所最为关注的过程中）“散播”了商品，又（在自下而上的解释所呈现出来的过程中）重新诠释了商品的“表现手法”。

或许那些主张自上而下解释的人，很少提及在消费文化的传播中作为转达者的中介人，因为他们认为只有知识精英——尤其是参与到政治活动当中去的知识精英——才能借鉴西方的想法、意象、形式和话语。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提到的那样，许多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史学家，或明或暗地作了这一假设，但本书对这一假设提出了质疑。固然，就直接借鉴西方外来的想法、意象、形式和话语方面而言，知识精英之外的中国企业家们并非文化变革的先锋。但是，就他们从其他中国人身上快速捕捉“西方的”想法、意象、形式和话语，并竭尽全力地将其普及到中国的所有城市梯阶中而言，这些企业家却当仁不让地充当了中国文化变革的推手。

在每一企业的最高管理层，中国企业家在知识精英和非精英群体之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他们大都缺乏正规的教育，但是他们却能招聘受过很高教育的精英艺术家，为其绘制用于月份牌海报、广告牌、墙画、杂志封面和卡通上的图像。此外，他们还委托精英建筑师为他们设计公司大楼和娱乐园，并雇用资深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研发产品。在所有这些事件中，中国企业家接触到了中国知识精英所理解的“西方的”想法、形式、符号和话语。而且，他们自由地添加中国的想法、形式、符号和话语——甚至当这些中国元素和“西方的”看似矛盾时也在所不惧，以此来创造新的包括“中国的”（如第二章中的“老字号店铺”）和“西方的”（如第三章至第六章中的药房和广告）在内的混合表现形式，从这层意义上说，这些中国企业家实现了本土化。

如果支持自上而下解释的人考虑到了非西方企业家作为中介人这一作用的话，那么对隐藏在消费文化背后的机构动力的解释就将更加复杂。虽然中国企业家从未受雇于外资企业，但是他们有能力将西式的消费文化本土化，所以就不能假定西方的企业已经通过没有中间转达层面的渠道，去直接接触置身于消费文化之中的每一位消费者。在评价自上而下的“散播”的动力时，有必要考察从西方大企业一路下延至地方社会的这一链条上的多个环节。仅仅考虑西方企业对地方消费者的直接影响，或者即便是考虑西方企业与非西方的当地雇员间的直接互动，都是不够的。除了关注西方人和非西方人之间的关系外，我们还需密切关注地方社会中非西方的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至少，研究者需要分析西方企业的非西方竞争者，以及这些竞争者作为中介人与非西方的知识精英之间的关系；而且，如果有可能的话，进一步地向下考察联结着更多非西方人层面的市场链的话，就更可取了。

与自上而下解释的支持者相比，主张自下而上解释的学者强调消费文化传播中作为参与者的非精英群体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对非精英群体的研究通常局限于个体消费者。结果，他们和自上而下解释的学者一样，忽略了属于非精英群体的中介人。但是，为了了解消费者对什么有反应，关注这些经纪人及其在市场等级的每一层对实现消费文化本土化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www.daowen.com)

在本书所描绘的掌控各家企业发展的最高管理层的下面，还有另一批消费文化的推动力量：分公司的经理人。这些分公司的经理在公司总部和位于中国各大区域的中心城市的地方分公司之间，承担起了转达的任务。比起他们的上级，这些分公司的经理一般接触过西方的更少，而且当他们把药店和产品打扮成“西方的”样子的时候，他们将中国和东南亚的各大区域和本地区在当地语言、建筑风格、视觉文化和政治态度等方面的差异都统统考虑在内。为了迎合当地口味，他们因地制宜地修改了总公司对“西式”分店和“西式”广告形象的设计蓝图，在这一意义上，他们做到了将总部“西式”药店的表现形式地方化。

就在中国的分公司经理在中心城市把总部最高管理层的“西方”表现形式地方化时，联号经营的中国药店店主也在更小的市镇里，把分公司经理打造的“西方”表现形式进一步地方化。中国某家企业的广告一旦到了一个联号经营的合作商手里，这家联号的合作商并非必须依从公司的意愿去使用它；相反，他们会按照自己的意图改用该广告，而其他独立的店主和小商贩可能也在更小规模的生意中同样对海报和广告传单进行修改。尽管这些联号经营的合作商与其他独立的店铺和小商贩的生意，并不归生产商品和广告的中国制作者所有，但是他们在不同于且超出了这些中国公司旗下店铺的掌控之外的环境中，利用这些中国企业的“西方”表现方式，推行了地方化。

不管观察角度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这些形形色色的中国的中介人，充当了把消费文化深深植入中国这一链条的纽带。总体上来说，这些中介人表明，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非精英群体的中介人翻译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术语和习惯用语。而且，他们还代表了一类人——地方社会中的非精英的文化中介人，正是这批人对消费文化起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然而他们也恰恰是在这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之争中几乎彻底被忽略了的一个群体。[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