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属新加坡总督曾认为胡文虎是一个通过“买通”政治道路来牟利的“毫无原则的骑墙者”，但是我们上述关于胡文虎商业发展和政治影响的解释，却使这种指责变得复杂起来。实际上，胡文虎的确直接以现金赞助过不少中国领导人，而且他也的确同中国以外的政治领袖们达成了一系列的商业协议，包括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和东南亚的西方殖民政府的首脑。然而，胡文虎同政治家们的有效合作并非是简单地通过收买他们来实现的。其实，他同时对这些政治家施加他的影响力，因为他既有能力通过控制其广泛发行的报纸来使得这些政客免受编辑们的口诛笔伐（比如他为蒋介石所做的），也有潜力利用他广泛的销售网来为他们的经济目的服务（比如他拒绝东条英机的建议）。

在评价胡文虎对媒体的利用时，我们不能忽视胡文虎对即时性的重视。他对日报的重点投资体现了他意识到即时地把最新的信息尽可能广泛地传递给消费者的重要性。他一方面聘用像关蕙农这样的商业画家来确保其广告的时尚性，另一方面又依靠胡资周这样的分支机构管理者进行迅速即时的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当地市场环境。也许，虎标万金油市场销售的即时调整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有着不同民族背景的消费者会迅速将其商品本土化。在这一方面，中国人和东南亚人都一样。

包括胡文虎、关蕙农、胡资周以及其他中国和东南亚的消费者在内的所有这些历史人物，都足以被视为消费文化的推动力量，尽管他们不同于西方企业同其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就是我们在研究中习惯上认定的那些消费文化的推动力量。作为一名中国企业家，胡文虎很像西方的企业家，因为他就像迪士尼经营娱乐产业和雷·克罗克（Ray Kroc）开麦当劳餐厅一样，是通过市场来建立起自己的企业的。然而，与迪士尼和克罗克相比，胡文虎并不是很依赖公司层级体制来管理市场营销，他更加偏爱通过建立在家庭、同乡和客家族裔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去进行管理。关蕙农作为一名中国的商业画家，为胡文虎提供广告的方式同西方的广告经纪人提供给西方企业的一样，但是中国艺术家的背景和所受的教育，又使得他有能力在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间游刃有余，而此时没有一名在亚洲的西方艺术家可以与之媲美。与此类似，胡资周作为一名中国企业分公司的经理人，就像此时的西方经理人为约翰·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和詹姆斯·杜克的英美烟草公司所做的那样，承担起了促进本地销售的重任。但是，他对中文的通晓和他个人的交际又使得他能够掌控媒体（包括中文报纸）并适应地方差异（包括政治角逐），而这一点在当时没有任何西方人能够做得到。

出于同样的原因，亚洲消费者将亚洲制造的虎标万金油加以本地化的时候，同其他的非西方消费者对西方制造的药品加以本地化的过程几乎如出一辙，但是亚洲消费者做得更快。尽管处于非西方文化环境中的消费者足足花了一代人的时间才开始接受西方制造的商品实则源于非西方的事实，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亚洲消费者却完全不用花费这么长的时间，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地宣称虎标万金油就是他们自己国家所产的。[91]

这些亚洲人物完全可以名垂消费文化的历史之上。如果仅仅是为了历史的全面性而把他们包括进去的话，那我们就很难说得通。最近，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历史学家柯律格（Craig Clunas）批评消费文化史的研究带有西方中心的倾向，并指出了这种倾向对非西方史家的危害和对西方史家的一样大。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没有什么比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或者是研究印度、墨西哥、瑞典、摩洛哥以及土耳其的历史学家，总之都是处于“文化和消费”范围之外的研究者）陷入到“我也是”甚至更糟糕的“我先有”的轮回中更乏味更徒然的了。[92]我们在此描绘的亚洲消费文化的推动力量，或许可以被视为纯粹是西方消费文化的推动力量在亚洲的对应物（即柯律格所说的“我也是”），或被视作纯粹是西方消费文化推动力量的先行者（即“我先有”）。但是，他们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因为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再次思考为什么消费文化会席卷全球这一问题的基础。

[1]本章引语中的信出自“政治发展：胡文虎”（参见“胡文虎档案”）。

[2]弗兰克林·詹逊（Franklin Gimson）致克里奇·琼斯（A.Creech Jones）的信，1949年9月22日，CO717／183／52928／26，同上。

[3]李逢蕊、王东：《胡文虎评传》，第29—31页。

[4]新加坡档案馆和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馆藏，“胡好访谈录”，A000041／04，7，1984年；陈丹心、李逢蕊：《胡文虎风云录》，载《胡文虎研究》第1辑（1985年），第12—13页。

[5]Judith Brandel and Tina Turbeville，Tiger Balm Gardens，p.22.

[6]“胡好访谈录”，A000041／04，6，1984年；胡知非、陈丹心：《胡文虎大事记》，载《胡文虎研究》第2辑（1987年），第13页。

[7]Judith Brandel and Tina Turbeville，Tiger Balm Gardens，p.22.

[8]颜淑芬：《关氏家族史略》，见《香港文化系列：月份牌王——关蕙农》，第10—13页；Carl.L.Crossman，The China Trade，pp.26 29.

[9]吴昊等编：《都会摩登——月份牌，1910—1930》，第13，17，161页；卓伯棠：《关蕙农与中国早期的商品海报》，见《香港文化系列：月份牌王——关蕙农》，第4页；顾豪君：《关蕙农生平简介》，见《香港文化系列：月份牌王——关蕙农》，第14，15页；Ralph C.Croizier，Art and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pp.68 70.

[10]Ralph C.Croizier，Art and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p.40.

[11]关蕙农并不是唯一的先和高氏兄弟合作，然后用所学习到的东西去画月份牌画的中国艺术家。1914年，在关蕙农与高氏兄弟分开一年后，郑曼陀（在第三章探讨过他）开始同高氏兄弟进行合作，结果画技大增。见Ellen Johnston Laing，Selling Happiness，pp.121 124.

[12]吴昊等编：《都会摩登——月份牌，1910—1930》，第13，161页；卓伯棠：《关蕙农与中国早期的商品海报》，第7页；陆津：《月份牌大王关蕙农》，见《香港文化系列：月份牌王——关蕙农》，第9页；冯丽明：《吉光拾遗：亚洲石印局话当年》，见《香港文化系列：月份牌王——关蕙农》，第16页。关蕙农的顾客包括中国最大的烟草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冯丽明：《吉光拾遗：亚洲石印局话当年》，第16页）。

[13]罗懿：《我所知道的胡文虎生平点滴》，载《胡文虎研究》第2辑，第52页。

[14]老牌记者：《胡文虎发达趣史》，第9页。

[15]关于胡文虎的多语种的广告照片，参见第137页图，以及Judith Brandel and Tina Turbeville，Tiger Balm Gardens，pp.26 38。

[16]Judith Brandel and Tina Turbeville，Tiger Balm Gardens，pp.30 31，37.

[17]老牌记者：《胡文虎发达趣史》，第17—18页；Sam King，Tiger Balm King，pp.252 254；Judith Brandel and Tina Turbeville，Tiger Balm Gardens，pp．27，36，38 39．

[18]Judith Brandel and Tina Turbeville，Tiger Balm Gardens，pp.17，56.

[19]同上，第58—59，84，108页；老牌记者：《胡文虎发达趣史》，第109—111页。

[20]康吉父：《胡文虎传》，第52页；胡知非：《胡文虎逸事》，载《胡文虎研究》第2辑（1987年），第11—12页；Vaudine England，“The Aws：Remnants of an Empire”，载Asia Magazine（1985年7月），第14页；赤子：《胡文虎与园林古迹》，载《胡文虎研究》第2辑（1987年），第67—68页；Lynn Pan，Sons of the Yellow Emperor，p.177.

[21]老牌记者：《胡文虎发达趣史》，第17—18页。

[22]Lynn Pan，Sons of the Yellow Emperor，p.176.

[23]作者在2001年2月和三位泰国历史学家的交流。这三位学者是Thak Chaloemtiarana，Kamala Tiyavanich以及Chiranan Prasertkul。

[24]Robert Wessing，The Soul of Ambiguity，p.53.

[25]David Joel Steinberg，ed.，In Search of Southeast Asia，p.257.

[26]David Joel Steinberg，ed.，In Search of Southeast Asia，pp.254 261.

[27]石见：《韦少伯与二天油》，载《佛山文史》第7辑，第67—68页；吴承洛：《中国之化学药品及化学原料工业》，载《经济建设季刊》第1卷第4期，第128页。

[28]康吉父：《胡文虎传》，第188—189页。

[29]张永和：《胡文虎传》，第54页；寄丹：《报业豪门：胡文虎、胡仙传》，第46—47页。

[30]康吉父：《胡文虎传》，第188—189页；李逢蕊、王东：《胡文虎评传》，第46—48页。

[31]新加坡档案馆和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馆藏，“孙崇瑜访谈录”，A000064／48，1984年，第199，202—210页；陈丹心、李逢蕊：《胡文虎风云录》，第16—17页；张问强：《胡文虎为何热衷于办报》，载《胡文虎研究》第1辑（1985年），第9页。

[32]康吉父：《胡文虎传》，第57—59页；寄丹：《报业豪门：胡文虎、胡仙传》，第53页。胡文虎和陈嘉庚成为对手不仅因为两人都在办报，还因为两人都从事政治活动和慈善事业。有关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竞争，参见C.F.Yong，Tan Kah-kee，pp.183，189 191，193，301 302，并参见郑立人的博士论文“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British Malaya，1894 1941”，pp.293 297，304 306，311 316.

[33]林霭民：《本报过去及将来》，载《星洲日报四周年纪念刊：“新福建”》，甲，第5页。

[34]同上；老牌记者：《胡文虎发达趣史》，第34页；潘光旦：《〈星洲日报周年纪念刊〉评论》，载《中国评论周报》，第3卷第22期（1930年）。

[35]老牌记者：《胡文虎发达趣史》，第34页。

[36]林霭民：《本报过去及将来》；老牌记者：《胡文虎发达趣史》，第40页。

[37]老牌记者：《胡文虎发达趣史》，第48，51，53页；胡知非、陈丹心：《胡文虎大事记》，第14页；陈丹心、李逢蕊：《胡文虎风云录》，第17页；李逢蕊：《胡文虎在抗日战争时期》，第3页；李逢蕊、王东：《胡文虎评传》，第60—61页。

[38]Sharon Tsang comp.，“The Biography of Aw Boon-haw（1882—1954）”，p.25.

[39]S.T.Leong，“The Hakka Chinese of Lingnan”，见Ideal and Reality一书，第305页。

[40]罗懿：《我所知道的胡文虎生平点滴》，第46—47页。另见康吉父：《胡文虎传》，第77页；蒋国华：《胡文虎散论》，载《胡文虎研究》第2辑（1987年），第31页；罗溱庆：《胡文虎的星系报与永定籍的新闻战士》，第37—43页。

[41]罗溱庆：《胡文虎的星系报与永定籍的新闻战士》，第37—43页；许国仁：《星系报业与厦门〈星光日报〉》，第65—66页；赵家欣：《福建的两家星字报——厦门〈星光日报〉和福州〈星闽日报〉》，第81—82页。

[42]胡贯中：《胡资周与〈星光日报〉》，第81页。

[43]胡在新加坡和汕头工厂的照片表明了两者的相似性，参见：Brandel and Turbeville，Tiger Balm Gardens，p.31。

[44]张问强：《三十年代的汕头〈星华日报〉》，第40页。(www.daowen.com)

[45]胡冠中：《胡资周与〈星光日报〉》，第81—82页；许国仁：《星系报业与厦门〈星光日报〉》，第65—66页；赵家欣：《福建的两家星字报——厦门〈星光日报〉和福州〈星闽日报〉》，第81—82页。

[46]《星岛日报》，1938年8月1日。

[47]林霭民：《两年以来》，载《星洲日报二周年纪念刊》，甲，第5页和第10页；蒋国华：《胡文虎的报业与报人精神》，第35页；李逢蕊、王东：《胡文虎评传》，第75—76页。

[48]陈丹心、李逢蕊：《胡文虎风云录》，第25页。1941年，胡文虎给了国民政府高官林森同样的解释。参见胡永忠：《胡文虎在重庆》，第5—6页。

[49]李逢蕊、王东：《胡文虎评传》，第64页。

[50]老牌记者：《胡文虎发达趣史》，第51页。

[51]李逢蕊、王东：《胡文虎评传》，第156页；康吉父：《胡文虎传》，第70，88—89，200页；老牌记者：《胡文虎发达趣史》，第63—65，69—74，80页；李逢蕊：《胡文虎在抗日战争时期》，第3页；洪卜仁，孔永松：《论胡文虎在香港沦陷期间的大节》，第186—187页。

[52]老牌记者：《胡文虎发达趣史》，第47—49页。

[53]不可否认，胡文虎的慈善行为是出于很多动机的。关于从爱国的理念以及哲学理念出发来解释胡文虎善行的，参见：John S.N.Chan，“An Exploratory Study of Aw Boon Haw's Thought”.

[54]Lloyd E.Eastman，The Abortive Revolution，p.91.

[55]李逢蕊：《胡文虎在抗日战争时期》，第5页。

[56]引语均来自朱宗海和陈丹心：《“万金油大王”胡文虎》，第31页。

[57]Lloyd E.Eastman，The Abortive Revolution，p.92.

[58]傅无闷编：《星洲日报四周年纪念刊：“新福建”》。尽管蔡廷锴和十九路军受到媒体的赞誉，但是他们却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1932年5月，蒋介石把他们从上海南调至福建，使他们脱离了公众的视线。后来，蒋介石在1934年1月的一次军事行动中击败了他们。参见：Lloyd E.Eastman，The Abortive Revolution，chap.3；Parks M.Coble，Facing Japan，pp.39 55。

[59]罗铁贤：《胡文虎与胡好》，第73页。

[60]Parks M.Coble，Facing Japan，p.55，pp.76 77，pp.80 89.

[61]20世纪30年代胡文虎在厦门的报纸和40年代在福州的报纸，因其左翼记者和编辑的亲共倾向而闻名，参见：胡冠中：《胡资周与〈星光日报〉》，第81页；赵家欣：《福建的两家星字报——厦门〈星光日报〉和福州〈星闽日报〉》。

[62]陈丹心、李逢蕊：《胡文虎风云录》，第32页；张问强：《胡文虎为何热衷于办报》，第9页；张问强：《三十年代的汕头〈星华日报〉》，第39—40页；寄丹：《报业豪门：胡文虎、胡仙传》，第107—108页。

[63]老牌记者：《胡文虎发达趣史》，第76—79页；陈丹心、李逢蕊：《胡文虎风云录》，第20页；沈立新：《济物利群，爱国爱乡》，载《胡文虎研究》第1辑（1985年），第4页；刘大夫：《以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载《胡文虎研究》第3辑（1988年），第18—19页。有关胡文虎所资助建立的一所学校的照片，参见Judith Brandel and Tina Turbeville，Tiger Balm Gardens，p.201。

[64]胡知非、陈丹心：《胡文虎大事记》，第16—17页；李逢蕊：《胡文虎在抗日战争时期》，第7—8页。

[65]Sharon Tsang，comp.，“The Biography of Aw Boon-haw”，p.9；Sam King，Tiger Balm King，p.322.

[66]沈立新：《济物利群，爱国爱乡》，第4页；刘大夫：《以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第18页；胡永忠：《胡文虎在重庆》，第3—5页；胡知非、陈丹心：《胡文虎大事记》，第9页；李逢蕊：《胡文虎在抗日战争时期》，第10页。

[67]关于胡文虎恢复对其企业的权威管理的细节，参见洪卜仁、孔永松：《论胡文虎在香港沦陷期间的大节》，第188页；老牌记者：《胡文虎发达趣史》，第66—72页；李逢蕊、王东：《胡文虎评传》，第152—153页。

[68]《香岛日报》，1943年3月14日。

[69]Akira Iriye（入江昭），Power and Culture，p.71.

[70]李逢蕊、王东：《胡文虎评传》，第132—135页；寄丹：《报业豪门：胡文虎、胡仙传》，第116—117页。有关此时全亚洲的粮荒和缅甸、泰国粮食的富裕，参见：Akira Iriye，Power and Culture，pp.45 46，98 99；A.J.Stockwell，“Southeast Asia in War and Peace”，p.335.

[71]伊藤隆、广桥真光、片岛纪男编：《东条内阁总理大臣机密记录》，第1100—1104页。

[72]同上。

[73]老牌记者：《胡文虎发达趣史》，第72—73页；洪卜仁、孔永松：《论胡文虎在香港沦陷时期的大节》；陈丹心、李逢蕊：《胡文虎风云录》，第34页；胡知非、陈丹心：《胡文虎大事记》，第20页；李逢蕊：《胡文虎在抗日战争时期》，第10—11页。

[74]老牌记者：《胡文虎发达趣史》，第68—69页；康吉父：《胡文虎传》，第200页；陈丹心：《胡文虎在香港沦陷时期之谜》，第25页。

[75]“胡文虎的新加坡”，《星岛日报》，1945年12月14日。

[76]同上。

[77]老牌记者：《胡文虎发达趣史》，第47—48，80—81，127页。

[78]胡永忠：《胡文虎在重庆》，第4，6页；胡冠中：《胡资周与〈星光日报〉》，第81页；赵家欣：《福建的两家星字报——厦门〈星光日报〉和福州〈星闽日报〉》。

[79]陈丹心、李逢蕊：《胡文虎风云录》，第35页；胡知非、陈丹心：《胡文虎大事记》，第21—22页；李逢蕊、王东：《胡文虎评传》，第188—189页；李逢蕊：《胡文虎在抗日战争时期》，第10页。

[80]李逢蕊：《胡文虎在抗日战争时期》，第10页；陈丹心、李逢蕊：《胡文虎风云录》，第35—36页。

[81]胡知非、陈丹心：《胡文虎大事记》，第21—22页。

[82]陈丹心、李逢蕊：《胡文虎风云录》，第17—18页；陈民：《民国华侨名人传略》，第157—158页。

[83]老牌记者：《胡文虎发达趣史》，第51页。

[84]Paul Temporel，Branding in Asia，pp.19 20.

[85]陈民：《民国华侨名人传略》，第157—158页。

[86]Carl A.Trocki，Opium and Empire，p.30.

[87]Lloyd E.Eastman，Abortive Revolution；Parks M.Coble，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Marie-Claire Bergère，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p.274；William C.Kirby，“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a”，pp.125 132.他们的立场见本书第一章中的总结。

[88]Parks M.Coble，Chinese Capitalists in Japan's New Order.

[89]John Gardner，“The Wu-fan Campaign in Shanghai”；Ezra.F.Vogel，Canton under Communism．

[90]Joseph S.Nye，Bound to Lead，p.188.

[91]James L.Watson，“Introduction”，pp.36 38.

[92]Craig Clunas，“Modernity Global and Local”，载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99年12月），第15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