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一些政治史家的评论，胡文虎在上述所有的这些案例中都是在同具有强大政治统摄力的政府周旋。1910年（胡此时刚刚起步），西方在东南亚的殖民政府已经十分有力了，用卡尔·拓基（Carl A.Trocki）的话说，就是“他们把海外华人整合到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当中”。[86]按照一些历史学家的观点，早在1927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就开始强行攫取中国资本家的财富，并且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蒋又加大了对民族企业的控制力度，开始强制推行广泛的国家资本主义。[87]在1937—1945年的抗战期间，日军掌控了中国和其势力所及之地的所有企业。[88]到了20世纪50年代早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又果断地对中国几乎所有的资本家进行改造，尤其是在1952年的“五反运动”进行之后，而之前的1951年，胡文虎的商品就遭到了新中国政府的封杀。[89]

如果说在亚洲的西方政府、中国政府以及日本政府都对中国企业进行了干预并将权威强加于中国资本家头上的话，那么，该如何解释胡文虎成功地避开了官方的干扰甚至利用他同政府的关系为自己谋利呢？胡文虎的这个案例告诉我们，政治史家也许低估了中国企业家同政府打交道的能力。胡文虎的经历并不能成为推翻他们的观点的基础，也不能因此得出企业单方面地裹挟了政府的政治和军事决断。但是，它的确表明了政府和企业的交流是一个双方互相影响的过程。胡文虎同官方进行有效的合作，以及他成功地把他的慈善捐赠、有影响力的媒体和社会关系网络转化成为资本为自己的生意牟利，都表明正如多家政府影响他一样，他也同样在影响这些政府。(www.daowen.com)

在试图理解政府和企业的行为互动的过程时，采纳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S.Nye）对“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区分对我们是有帮助的。“硬实力”指的是政治权威和军事力量，“软实力”指的是商业企业和文化媒体。胡文虎缺少硬实力，但他建立了一个软实力的兵工厂，并且像软实力的拥有者通常所做的那样，通过它去“让别人也想得到你所想得到的”。[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