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把旗下的报业帝国扩展到新加坡以外后，胡文虎继续坚持发行量高于利润的原则。他还招募并培训了一批人去其他的东南亚城市和中国的城市创办类似《星洲日报》的报纸。在创办报纸的时候，他并没有聘用有在新闻业工作经验的人。相反，他依靠那些他的社会关系网内的成员办事，包括通过家庭纽带、同乡关系以及客家人身份等同他紧密相连的华人。

就胡文虎表现出来的这些偏爱而言，他同其他的包括药品制造商在内的中国商人和工业家很像，都会让自己的家里人作为继承者。而且像他们一样，胡文虎有多种理由相信自己的同乡：他们说同样的方言；他们认识彼此的家人，了解彼此的家族谱系；即使他们客居他乡或漂泊海外（像胡文虎那样），他们还是打算落叶归根（也是像胡文虎所做的那样）。[38]因此，他们为了维护自己家族在家乡的名声而彼此信任。

具体就胡文虎本人的情形来说，他喜欢结交和信任同乡的这种倾向，其实是和他家乡的情形密不可分并因之加强的。其实，来自他家乡的每个人都是客家人，这是中国汉族的一支，虽然迁徙到此已超过几个世纪，但仍然保留自己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他们在中国以及东南亚的许多地方同当地人发生冲突，尤其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39]也许是因为这种双重结合的缘故——家乡纽带与客家身份的结合，胡文虎无论生意大小，都会把他的社会关系网当做人事保障。他的这种工作实践引起了多名中国评论家的注意，并且在20世纪30年代，一名为胡文虎在新加坡和槟榔屿的报纸工作的中国记者用第一手材料这样写道：

胡氏在用人方面也常常优先考虑客属同乡。［生产虎标万金油的］永安堂和星系报用了很多的客人……各地的永安堂和星字报的经理，除了他的子侄外，基本上都是福建客人。一九三八年我到新加坡，那时当地《星洲日报》的负责人是胡昌耀，胡文虎办公的秘书是胡沾钦，总会计是罗经畲，文书是黄经锄，他们都是永定人。当地制药厂和报社，其职工也很多是客家人，尤其是药厂，在里面永定客话基本可以通行。一九三九年我在槟城，当时该地永安堂自经理以下，如胡让芳等全部是客人。《星槟日报》……编辑部成员和经理部职工数十人，其中福建和广东两省的客家人几占半数。所以，当时槟城有人这么说：“胡文虎的药行和报馆就是客人的世界。”[40]

回过头来看的话，胡文虎对“客人的世界”即“客家人的世界”的依赖，以及喜欢优先考虑家里人和同乡人而不是教育程度和经验多少，这些看上去似乎限制了他的生意规模，但实际上并没有妨碍他把报纸产业链延伸到新加坡以外。

在新加坡以外的地方办报，胡文虎非常倚重自己的近亲，尤其是他的儿子们。但是，他却把大部分的报业重任交给了他的一个远亲胡资周。胡文虎和胡资周之间的关系，展示了星系报业的管理者们是如何紧紧绑在一起的。像胡文虎手下的许多高级管理者一样，胡资周与胡文虎同姓，都是来自福建省永定县中川村的客家人。[41]胡资周在永定城待到1928年，那年他23岁，参加了共产党人领导的闽西起义，起义失败之后，他仓皇逃离，最终来到仰光投靠了胡文虎。尽管两人素昧平生，胡文虎还是让胡资周在自己家里避难，而且很快他们就变得非常亲密。[42](www.daowen.com)

胡文虎是彻头彻尾地信任胡资周的，他先是让胡资周在新加坡的《星洲日报》担任管理者以为磨砺，不久即委派他前往中国，以新加坡星系报业为模板，创办新的报纸分支机构。[43]1931年，胡资周在中国东南沿海港口城市汕头创办了胡文虎在中国的第一家报纸《星华日报》（报纸名的罗马拼音是Sin Hwa Jit Pao），并担任社长。他任命他的高中同学罗铁贤为总编辑，罗铁贤也是客家人，同样来自永定县。他们招来的工作人员大部分也是来自永定县的客家人。人员一旦确定下来，胡资周就购买了最新的印刷设备，并像胡文虎在新加坡所做的那样在汕头努力展开工作，提高报纸的发行量。到了1937年，《星华日报》拥有了一万两千名订阅者，比汕头其他六家报纸的总和还多。[44]

1935年，胡文虎把胡资周和罗铁城从汕头调往福建厦门办报，在那里他们依然再次招募来自永定的客家人，并且不惜代价地将新创的报纸打造成当红报纸。他们把报纸命名为《星光日报》（报纸名的罗马拼音是Sin Kwong Jit Pao），报社就设在胡资周费资十万元购买的厦门最高的一幢五层大厦里。随后，他又再次斥资二十万元购置了新式的德国造印刷机，每小时可以印刷四千份报纸。从1935年9月1日开始，胡资周在每周工作日发行《星光日报》的晨刊，每期十二版。根据胡文虎先前在新加坡办报的经验，胡资周办了容量为两版的周末增刊，无偿发放给《星光日报》的固定读者，并且增发了《星星晚报》，订阅者只需用一份价钱就可以既读晨刊又阅晚报。

像新加坡、汕头一样，在厦门，胡文虎的报纸很快走红并成为当地读者的最爱。胡文虎的印刷厂用自己的卡车不仅把报纸分发到厦门，还运往福州、泉州及邻近城镇，使《星光日报》的销量高达十万份，创下了福建省在20世纪30年代最大的报纸发行量。[45]

胡文虎通过亏本经营占据了中国和东南亚的所有报业市场。1938年，胡文虎毫无遗憾地说道：“文虎历年所创办之各种报章，每岁支出甚巨。”而事实也证明了他所言非虚。[46]当时，他在东南亚和中国的七座城市共有十一份报纸，次年亏损高达二十五万新加坡元。最后，胡文虎只好从“虎标万金油”和其他虎牌药品的销售利润中固定地抽取一部分来填补这些亏损。[47]

不过，胡文虎并没有眼睁睁地看着亏损就这样接踵而至。恰恰相反，他是在积极地推行一种市场战略，而报纸的亏本是这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一次，他在新加坡为郁达夫这位中国文坛巨子同时也是他礼聘的作家举办了一场欢迎晚宴，在宴会上，他向郁达夫解释了他的这一战略。胡文虎坦承他作为报业商人的目的既不是为了表现单纯的爱国，也不是要完全地从药商的角色中脱离出来。胡文虎说：“星系报目前最高旨趣是为国家服务、为抗战努力……请诸位恕我说话粗鲁。客家俗话有言道：‘裁缝师傅不偷布，他的老婆莫穿裤。’作为虎标行家永安堂的主人之一和兄弟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我不想隐瞒，办报纸的另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给虎标诸药作广告宣传，打开销路，藉此扩大永安堂的事业及其影响。”[48]这句客家俗话的言外之意就是，胡文虎把自己报纸上的版面卖给其他企业作广告，甚至是药品公司，只要他们的产品不直接与他自己的产品产生竞争即可，然后他才在剩余的版面上给自己的产品打广告。但是他所谓的“剩余”不应隐晦这一事实，即他在报纸上为自己的产品安排了最大的广告空间，用超过一半的广告版面来宣传自己的产品，并且在有新闻报道的地方，只有胡文虎的虎牌产品的广告，其他产品的广告则无缘享受这些黄金空间。[49]胡文虎把报纸和这些广告结合在一起，占据了中国以及海外华人的医药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