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是以极其特别，或许也是独一无二的回忆录为基础写成的。在没有与此相似的其他历史记载的情况下，要把别的中国路路通的生涯也记述得像许冠群这般细致，恐怕是很困难的。尽管如此，许冠群的个案仍然是具有启发意义的，因为它对关于战争期间上海的科学和文化资源都被抽空以及长途贸易机会也被切断的大而化之的断言提出了质疑。

正如先前所述，詹姆士·安德森已经观察到，战前同科学家一道从事研究和开发的中国企业家，在战争期间都逃离了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在关于中国化学史的综合研究中，安德森发现，战前仅有一小部分中国企业家“认识到了研究、开发与实业发展之间的联系”；而他的结论则是“中国学术界与工业界的研究人员在经验及训练方面所存在的分离情况一直持续到1949年”。[71]

如果是这样，许冠群就是认识到研究、开发与企业发展之间联系的少数几个中国人中的佼佼者了，而他在战争期间克服学术界与工业界研究人员之间的隔阂所达到的程度，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建立了实验室并为之配备了科学研究人员，并利用他们的研究成果来开发药品。另外，他还创办了一家旨在培训药剂师的药业学校，希望他们将来在药房里使用新亚的药品。从许冠群在1937年至1945年间对医药研究人员和药剂师的招聘和留用可以看出，他在战争期间所聘请的医药研究人员和药剂师远远超过了战前时期。他的资料则提供了证据，表明上海在战时并没有失去所有的科学精英而到了人才枯竭的地步。

许冠群的记载显示了中国研究人员在战时上海并没有断档，它同样也表明这座城市当时还有着新闻记者、作家和漫画家。洪长泰曾在考察了战争期间离开上海的新闻记者、作家和漫画家的作品之后，推论说上海因为他们的离开而失去了在中国文化生产和传播中的中心地位。他认为，“在1930年代，上海……已经几乎完全垄断了整个国家的学术和出版，其程度甚至比巴黎在法国的作用还要大得多……它成了现代大众文化的先导者”。他也承认，当1945年战争结束时，“绝大多数书店和报纸重返沿海城市（尤其是上海）”。但他又总结说，1937年至1945年间，战争“导致了中国文化的都市和精英特征的迅速衰退……中国文化的‘乡村化’开始了……抗日战争……创造了一种使中国的关注点转移到农村的新的政治文化”。[72]

如果我们这里所述及的有关许冠群战时出版的情况表明了一点问题的话，那么，洪长泰关于以上海为中心的都市文化衰退、乡村化的出现以及中国关注点转移到农村去的结论就是有问题的。许冠群在以上海为基地出版的医学期刊、药品目录和健康杂志上刊印了知名新闻记者、作家及漫画家的作品，而且在战争期间，他不仅继续出版这些刊物，还将这些出版刊物的销售由上海扩展到了整个中国乃至东南亚。

仅仅根据许冠群这一个特定人物所经办的商业活动、科学研究及出版物，就否定安德森和洪长泰以充分文献资料为依据而得出的结论，显然是过于仓促了。但是，鉴于新的研究表明上海在战争期间仍是一个占有支配地位的商业中心，关于上海当时仍有可能是一个有影响的科技文化中心这一点，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根据易劳逸的研究，战争期间上海“是国民党统治区商业货物的主要供应者”；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有数百万人从事着贸易活动，而诸如钨、牙膏、羊毛、热水瓶、汽车轮胎和鸦片之类的各式各样的商品，从国统区的一端跨运到另一端”。[73]易劳逸关于上海同战时中国其他部分之间存在着长途贸易的论断，在布莱恩·马丁（Brian G.Martin）、罗特曼（Allison Rottmann）和魏斐德等人近期发表的论文中，以更为精细的研究和更加详尽的资料得到了进一步的提炼。[74]他们的发现和我自己的发现表明，尽管上海在1937年至1941年间处于日军部分占领之下而成为一个“孤岛”，以及在1942年至1945年间又处于日军的完全占领之下，但因此便认为上海在商业上毫无生气并与外界隔绝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上海在战争年代里在科技和文化方面都停滞不前或与世隔绝的看法也是不正确的。

在这方面，抗日战争期间，上海并不是在穿越敌线进行商品销售时仍处于生气勃勃的中心地位的唯一城市。一部分中国企业家在中国的其他城市建立了长途贸易的总部，还有一部分企业家则在东南亚城市设立了基地。就在东南亚活动的中国企业家而言，在战争期间从事药品销售活动最为广泛的是万金油的生产者胡文虎。

[1]张仲礼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148—152，1130—1159页；Lee and Nathan，“The Beginnings of Mass Culture”，pp.368 375；G.William Skinner，“Regional Urbaniz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p.17，24n.

[2]James Reardon-Anderson，The Study of Change，pp.100 101，151，170，294 295；Hung Chang-tai，War and Popular Culture，pp.281 282，285.

[3]许冠群：《新亚药厂三十年来的回顾》，1964年。手稿藏于上海新亚药业有限公司。

[4]同上，第131—133页。

[5]许冠群：《新亚药厂三十年来的回顾》，第62—66页；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第276，278页；陈礼正、袁恩桢编：《新亚的历程——上海新亚制药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第2页。

[6]许冠群：《新亚药厂三十年来的回顾》，第1—2页；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第274页。

[7]祁和鸣：《许冠群与新亚药厂》，载《武进文史资料》第7辑（1986年），第51，70页。

[8]许冠群：《新亚药厂三十年来的回顾》，第79页。

[9]关于此时在华的西方、日本和中国企业采用的经营实践之比较，参见：Sherman Cochran，Encountering Chinese Networks，chap.1。

[10]许冠群：《新亚药厂三十年来的回顾》，第32，38—40，72—76页；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第278页；陈礼正、袁恩桢编：《新亚的历程——上海新亚制药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第5页。关于武田药品工业株式会社，参见：W.Mark Fruin，The Japanese Enterprise System，pp.103 104。

[11]祁和鸣：《许冠群与新亚药厂》，第51，70页。

[12]许冠群：《新亚药厂三十年来的回顾》，第79页；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第285页；陈礼正、袁恩桢编：《新亚的历程——上海新亚制药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第19页。

[13]许冠群：《新亚药厂三十年来的回顾》，第65—66页；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第285页。

[14]许冠群：《新亚药厂三十年来的回顾》，第56—60，62，64，126页；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第282页；陈礼正、袁恩桢编：《新亚的历程——上海新亚制药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第19—20页。

[15]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第278页；许冠群：《新亚药厂三十年来的回顾》，第62—66页；陈礼正、袁恩桢编：《新亚的历程——上海新亚制药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第30—32页；祁和鸣：《许冠群与新亚药厂》，第50—51页；陈礼正、袁恩桢编：《新亚的历程——上海新亚制药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第136—139页。

[16]许冠群：《新亚药厂三十年来的回顾》，第8页；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第276页。

[17]许冠群：《新亚药厂三十年来的回顾》，第3—4页。

[18]同上，第8，65页；干谷编：《上海百年名厂老店》，第31页。

[19]Paul Starr，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pp.127 134.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西药从业者虽然提出了在美国大力规范专利药品广告之后所模仿出来的方案，但他们并非试图去改变大型制药公司对医学期刊和健康杂志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中国最早规范药品广告的共同努力始于1909年。参见Sherman Cochran，“Marketing Medicine and Advertising Dreams in China，1900 1950”，pp.84 85.

[20]许冠群：《新亚药厂三十年来的回顾》，第57—58页；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第282页；陈礼正、袁恩桢编：《新亚的历程——上海新亚制药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第13页。1932年，许冠群招募了三位著名的医师担任《新医药刊》的首批编辑，即赵燏黄、徐乃礼和顾毓琦。1936年，他又为新亚理事会增加两名当时中国医学界最著名的人士：伍连德和颜福庆（许冠群：《新亚药厂三十年来的回顾》，第31—32页）。

[21]祁和民：《许冠群与新亚药厂》，第52—53页。

[22]许冠群：《新亚药厂三十年来的回顾》，第59页。

[23]关于其他例子，参见：Carlton Benson，“Consumers Are Also Soldiers”；Susan L.Glosser，“The Business of Family”，pp.80 116.

[24]许冠群：《我们的愿望与努力——写在本刊革新号之前》；陈礼正、袁恩桢编：《新亚的历程——上海新亚制药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第256—258页。

[25]许冠群：《新亚药厂三十年来的回顾》，第22—23页；Frederic Wakeman，Policing Shanghai，1927—1937，p.288.

[26]许冠群：《新亚药厂三十年来的回顾》，第22—23，25页；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第301—303，319—320页；陈礼正、袁恩桢编：《新亚的历程——上海新亚制药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第5页。

[27]许冠群：《新亚药厂三十年来的回顾》，第32，35—36页。

[28]许冠群：《新亚药厂三十年来的回顾》，第42—43页；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第279—280页。关于战时上海少数资本家迁往内地的考察，参见：Parks M.Coble，Chinese Capitalists in Japan's New Order，chap.1。

[29]许冠群：《新亚药厂三十年来的回顾》，第42页。

[30]同上，第34，148，155页；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第279，288页。关于杜月笙，参见：Brian G.Martin，“Resistance and Cooperation.”

[31]许冠群：《新亚药厂三十年来的回顾》，第38—40页；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第278页；陈礼正、袁恩桢编：《新亚的历程——上海新亚制药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第5页。

[32]许冠群：《新亚药厂三十年来的回顾》，第67，102页；《现代上海大事记》，第740，796页；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第171—172页。可参考：Wang Kewen，“Collaborators and Capitalists”，p.51；袁宇泉：《日寇加强掠夺华中战略物资炮制商统会经过》，载《档案与历史》第4期（1986年），第83—85页。

[33]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第301—303，319—320页；陈礼正、袁恩桢编：《新亚的历程——上海新亚制药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第5页；许冠群：《新亚药厂三十年来的回顾》，第25页。合并后的组织称作“新药业制药业联合会”。联合会仅存在了一年，1943年4月因汪伪政府有关所有战前行会和贸易联合会都重新恢复的命令而又分裂为两个组织。（《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第301—302页）

[34]Wang Ke-wen，“Collaborators and Capitalists”，pp.49 50；干谷编：《上海百年名厂老店》，第32页；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第170—171，287，302页；陈礼正、袁恩桢编：《新亚的历程——上海新亚制药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第27页。(www.daowen.com)

[35]许冠群：《新亚药厂三十年来的回顾》，第68，127页；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第171—172页。

[36]许冠群：《新亚药厂三十年来的回顾》，第68—69页。关于战时上海的吴开先和吴绍澍，参见：Brian G.Martin，“Resistance and Cooperation.”关于CC系，参见：Tien Hung-mao，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1927—1937，pp.47 52；Lloyd E.Eastman，Seeds of Destruction，pp.27 28，100 102，109 116.

[37]许冠群：《新亚药厂三十年来的回顾》，第162—163页。

[38]关于CC系和政学系在战前、战时和战后的竞争，参见：Tien Hung-mao，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1927—1937，pp.70 71；Lloyd E.Eastman，Seeds of Destruction，pp.111 113，125 127.

[39]许冠群：《新亚药厂三十年来的回顾》，第119—121页。

[40]许冠群：《新亚药厂三十年来的回顾》，第128—133页。

[41]参见：Sherman Cochran，“Marketing Medicine and Advertising Dreams in China，1900 1950”，pp.87 88，以及文章所在的Becoming Chinese:Passages to Modernity and Beyond一书的第6章。

[42]这一概括的唯一例外是发生在德国的例子。德国主要的医药公司拜耳，早在1900年就已开始在实验室生产合成药物。在英美两国，主要的制药公司直到二战之前的十年间才开始建设用于专业研究的实验室，如1929年的礼来公司，1933年的默克公司，1938年的施贵宝公司。参见：Alfred D.Chandler，Scale and Scope，p.478；David L.Cowen and William H.Helfand，Pharmacy，pp.164，214；James Harvey Young，Pure Food，pp.113 120.

[43]许冠群：《新亚药厂三十年来的回顾》，第44，49—50，125页。

[44]同上，第37—39，49，125，197页；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第276，278页；陈礼正、袁恩桢编：《新亚的历程——上海新亚制药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第13页。

[45]《健康家庭3》，1942年第9—10卷；《健康家庭4》，1943年第1—2卷。

[46]当归在11世纪的时候在中国首次得到推广，中国晚期帝制时已广泛应用于治疗月经不调。参见：Francesca Bray，Technology and Gender，pp.320 321，n.9，pp.332 333.

[47]陈礼正、袁恩桢编：《新亚的历程——上海新亚制药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第66页。

[48]祁和鸣：《许冠群与新亚药厂》，第51，70页。

[49]许冠群对学校董事会的任命显示出他在培养担任要职人物方面的技巧。考虑到日本人方面的因素，他任命了当时替日本人卖命的“海上三老”即闻兰亭、袁履登和林康侯为学校董事会成员。为了同日本扶植下的控制华中地区的汪伪政府搞好关系，许冠群还聘请汪精卫的连襟、在汪伪政府中担任高官的褚民谊为理事。至于上海青帮方面，他选择了自己的拜把兄弟、战时上海的青帮头头顾克民为学校理事会青帮的代表（许冠群：《新亚药厂三十年来的回顾》，第102页）。

[50]同上，第102，79页。

[51]同上，第66—72页；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第279—281页；陈礼正、袁恩桢编：《新亚的历程——上海新亚制药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第5—8页。

[52]许冠群：《新亚药厂三十年来的回顾》，第64—66，69—72页；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第278—280页。陈礼正、袁恩桢编：《新亚的历程——上海新亚制药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第17—19页；谈玉林：《许冠群》，见《民国人物传》第4卷，第263页。

[53]新亚化学制药公司文件，档案编号Q38 40 11。

[54]许冠群：《新亚药厂三十年来的回顾》，第58—59页；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第282页；祁和鸣：《许冠群与新亚药厂》，第54—55页。

[55]许冠群：《新亚药厂三十年来的回顾》，第58页。关于中西医鼓吹者之间的竞争，参见：Ralph C.Croizier，Traditional Medicine in Modern China；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Xu Xiaoqun，Chinese Professionals and the Republican State，chap.7。

[56]许冠群的其他战时医学出版物包括《星牌良药集》（中文版），该书从1929年开始出版，到战争结束之际共有20版面世（参见陈礼正、袁恩桢编：《新亚的历程——上海新亚制药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第256—258页）；《新医药刊》（中文版），如前面所讲到的那样，该刊于1932年创刊，一直延续到1941年；以及Modern Therapeutics（《现代治疗》），该书为英文医药手册，第一版发行的5 000册在1939年由上海运往新加坡以便在东南亚发行（参见：许冠群：《新亚药厂三十年来的回顾》，第59—60页；《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第282页）。

[57]关于明治时代“健康”这个日语词的语源，参见立川昭治：《明治医事往来》，第50—58页。作者要在此感谢罗芙芸提供了这一参考信息，她分析了相应的汉语词“卫生”的语源及其如何从日语词“衛生”衍生过来的，参见Rogaski，Hygienic Modernity，chap.3.

[58]Yeh Wen-hsin，“Progressive Journalism and Shanghai's Petty Urbanites”，pp.205 214，esp.213 214.

[59]许冠群：《我们的愿望与努力——写在本刊革新号之前》，第1页。

[60]许冠群：《父母节有感》，第5—6页。

[61]许冠群：《我们的愿望与努力——写在本刊革新号之前》，第1页。

[62]同上。

[63]曾广方：《科学与家庭》，载《健康家庭》第1辑（1939年）。

[64]E.Perry Link Jr.，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p.178.

[65]陈蝶仙：《实验家庭常识》，载《健康家庭》第5辑（1939年）。其他对《健康家庭》作出贡献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包括周瘦鹃、范烟桥、顾明道、秦瘦鸥、徐卓呆和张恨水。关于这些作家及其早期作品，参见E.Perry Link Jr.，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pp.117 118，124，148，158，164，168 169，257 258。

[66]祁和鸣：《许冠群与新亚药厂》，第54—55页。关于丁悚，参见：Hung Chang-tai，War and Popular Culture，p.30；Ellen Johnston Laing，Selling Happiness，pp.103，189。

[67]许冠群：《新亚药厂三十年来的回顾》，第55—61页。

[68]同上，第101页。

[69]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许冠群的市场策略的话，有必要指出他并非首个在中国制造的医药品广告中使用家庭形象的人，其他人至少早在1926年就这样做了（参见Lee Leo Ou-fan，“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Modernity in Urban Shanghai”，pp.49 50）。但许冠群与早期广告商做法的差别在于，他明确地把他塑造出来的健康家庭的形象，视为一种可以替代战前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健康家庭的形象。

[70]许冠群：《新亚药厂三十年来的回顾》，第142—146页。关于上海20世纪50年代批判资本家的运动，参见：John Gardner，“The Wu-fan Campaign in Shanghai”，见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71]James Reardon-Anderson，The Study of Change，pp.151，170.

[72]Hung Chang-tai，War and Popular Culture，pp.14，18，19，279，282，285.

[73]Lloyd E.Eastman，“Facets of an Ambivalent Relationship”，pp.276 278.

[74]参见：Brain G.Martin，“Resistance and Cooperation”；Allison Rottmann，“Crossing Enemy Lines”；Frederic Wakeman，“Shanghai Smugg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