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冠群利用上述方式宣传其药品的科学性，使新亚在战时的中国和东南亚获得了成功。那么，许冠群的营销策略与他的中国先辈们有什么区别？如果把许冠群所采用的将新亚药品当做科学的药品来推广的营销策略，同黄楚九所采用的将艾罗补脑汁作为西药来推广的营销策略加以比较，两者既有连续性，又有非连续性。在广告宣传内容的程度上，许和黄是不同的。黄楚九用含混或者不甚明确的语言作种种宣称，因为艾罗补脑汁并非来自西方或产生于任何西方的药理学，而只是外观上（即包装及广告的风格上）是“西方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许氏药品在成分上是科学的，它是在新亚先进的实验室里研制出来并经过专业研究人员检测的。黄氏和许氏药品的有效性都难以评估，因为这些企业家（以及本书中所述及的其他企业家）对药品配方都守口如瓶；但我们似乎可以肯定地说，按照当时的标准，许冠群投资研究和开发之后所生产的药品是科学的，至少是比黄楚九生产的任何一种药品都更具科学性。

然而，过分强调许冠群和黄楚九的药品营销策略之间的区别是不对的。和黄楚九一样，许冠群利用印刷媒体去宣传药品，而且比起黄楚九来，他创办医学期刊、药品目录以及大众健康杂志，更为充分地利用了这些媒介，而当时西方的制药公司则由于受到利益冲突法规的限制，是不能够出版这些刊物的。同黄楚九一样，许冠群也没有因为法律禁令或道德顾忌而放弃为其药品大作言过其实的宣传的营销手段。他虽然没有声称其药品可以包治百病（而黄楚九就是这样声称的），但其实也差不多达到这一点了。更有甚者，当许冠群在其中国制造的药品上贴上“日本制造”的标签，以及在商标上留下一个红十字以使其药品同国际红十字会及源于西方的现代医学联系在一起时，他在有意误导消费者方面并没有停步不前。

像黄楚九一样，许冠群采用西方意象来促销他的产品的第一步，就是首先减少它们身上的外国味道而把它们打扮成更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模样，只不过许冠群做得比黄楚九更为巧妙一些而已。正如同黄楚九致力于将“西方的”医学观念与中国传统的阴阳理论貌似有机协调起来一样，许冠群也致力于将“科学的”价值观念同中国传统的家庭孝道观念弄得看上去可以相互融合。这样看来，许冠群不同于黄楚九之处，仅在于他在宣传药品的成分时更实事求是一些。但在将药品同西方联系在一起，以及在对西方医学进行富有想象力的重新解释以使其看上去同中国的传统思想相兼容等方面，许冠群同黄楚九是非常相似的。[69](www.daowen.com)

战争期间，许冠群的商业战略为他效了犬马之劳。但当战争结束时，他却害怕自己会因为与日本人的合作而被指控为通敌叛国。因此，整个战争期间一直都待在上海总部的他，于1945年逃到香港。他事后声称，1945年军统代表曾在香港同他联系，而当时如果他能凑起足够多的金钱贿赂军统的话，他一定能不冒任何风险地便回到上海。但无论如何，尽管国民政府并没有起诉他，他还是在香港一直待到了1950年。只有到了那时，也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才回到上海，主持了新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撰写了回忆录。此后，许冠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生活在上海，亲眼目睹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在这些运动中，资本家们因在抗日战争期间唯利是图和通敌叛国而遭到批斗。但即便如此，他还是自豪地把自己在战争时期的成就写了下来，好像仍没有转变昔日“路路通”的思想观念。也许，许冠群并不讳言自己是资本家的经历，这是因为他的回忆录的绝大部分是在1961年结束的“大跃进”和196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两次大规模群众运动的间隙里撰写的。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当1972年73岁的许冠群去世前，他留下了一份关于自己战时“路路通”经历的不同寻常的记录。[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