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期间，许冠群除了为公司招聘专业人才——开发药品的研究人员以及营销药品的药剂师和销售代表，还招聘编辑、作家、艺术家，通过大众出版物宣传药品。就在许冠群建立供科学研究的新亚实验室、对药剂师和销售人员分别进行科学知识及科学管理的培训的同时，他也要求杂志的投稿者普及科学知识，并展示现代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容性。

1938年，许冠群开始通过创办《国药新声》来展现这种兼容性。《国药新声》是一份面向传统中医师的中文医学月刊，许冠群聘任在国内享有盛誉的丁福保担任杂志主编。丁福保曾在上海一边用传统中医行医治病，一边根据西方生物学方面的科学知识著书对传统中医学提出批判。在丁福保的主持下，这份杂志完全采用中国传统的线装方法装订，每期印制两千至四千份，每份售价仅为三角。[54]

通过这份杂志，许冠群力图使中医师们相信，新亚的药品是根据同时适用于传统中医和现代西医的科学知识研制而成的。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许冠群必须克服中医师对于西药的偏见，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随着中医师同国内那些提倡单纯使用西医理论的医师之间的激烈争吵，这种偏见加深了。许冠群同争论双方都保持距离，但他却巧妙地说服双方都购买新亚的药品。正如他后来回忆时所说的那样，“旧社会时代，西医师与中医师相互水火，相互指摘……我们药商目的是推销药品，不问中西医生，流派不同，都是我们推销的对象”。[55]

除了创办这份医学杂志外，许冠群继续发行战前已有的医学杂志、药品目录及大众杂志《健康家庭》，其中，《健康家庭》是他最为有效的广告工具。[56]战争期间，他将战前一直都是季刊的《健康家庭》改为月刊，并且亲自制定该杂志的编辑原则，以达到通过普及科学知识来提高销售的目的。

《健康家庭》刊名的含义，即许冠群创办该杂志的出发点，并且出于他自己的目的，这一词得到了重新定义。“健康”一词，最初是战前中国知识分子从日语中借用的，他们曾用“健康家庭”这个短语来说明传统中国价值观与现代西方价值观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57]这些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传统的大家庭是“不健康”的，因为它是以过时而且令人压抑的种种儒家孝道观念为基础的。所以，他们建议废除中国式的传统大家庭，而赞成建立在他们看来是“健康”的西式核心家庭。[58]

到了战争期间，许冠群在反对中国知识分子这种用法的同时，提出了他自己关于“健康”的定义。在1940年11月号的《健康家庭》首页上，他指出：“‘健康’两字是广义的，健是‘健全’，康是‘康乐’，‘健康家庭’的意义，是家庭中的各个分子的体格、思想、心理、生活各方面，都能达到健全康乐的境地。”[59]他通过将健康与快乐而非与解放令人压抑的大家庭联系在一起，驳斥了战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儒家孝道的批判，将健康当做一种完全可以同中国传统价值观相兼容的现代科学观念。

整个战争期间，许冠群始终坚持赋予“健康家庭”以新含义的种种努力。在1944年5月号的《健康家庭》上，他撰文抨击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关于传统孝道与现代健康家庭不相容的主张，指出：“有一般所谓新人物，因为要显示他们主张的新颖，推翻所谓孝道。”他认为这些新人物错了，因为孝道乃中国的重要传统，应当被保存精义并按照合乎时代要求的方式加以调整。许冠群承认“‘养儿防老’的旧思想”和“四代五代同堂的大家庭”都是传统带来的负担，但只要中国的父母们达到“优生”、“科学地抚养子女”以及“合理地教育子女”，则这些渊源自有的问题都可以自我解决并自行消失。他坚持认为，即便在未来的完全现代化的世界中，中国人仍应继续重视孝道观念，否则，人民将没有任何道德标准可遵循。[60]

许冠群并没有就事论事地阐述他对健康家庭的新定义，而是以这个新定义为基础，在战时中国展开普及《健康家庭》和新亚药品的宣传活动。在《健康家庭》的社论中，他批评《健康家庭》的作者们把科学与日常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传统中国价值相分离。他曾于1940年抱怨道，他主办的《健康家庭》月刊太像一本“专门研究学术讨论问题的刊物”了，他认为这个刊物应当是“一本供给一般家庭阅读的刊物”。故而，他力主一扫往日“文字严肃，取材沉闷”之风气，主张“文字力求其生动活泼，取材力求其新颖有趣”。他号召人们向《健康家庭》投稿，介绍家庭、儿童和两性的问题，以期“建设健康家庭”，切于诸位读者的家庭实用。[61]

许冠群所制定的编辑原则是，要求作者们应当将科学知识同家庭生活融为一体，从而达到在广大读者群中普及科学知识的目的。这可以从他在1940年公布的杂志的头两条编辑方针中清楚地表现出来：“一、我们希望利用本刊灌输一些最新的切实的科学知识、教育资料与保健常识；二、我们希望利用本刊供给一些成功的优良的休暇读物、妇女读物与儿童读物。”[62]这两条编辑方针表明了许冠群向大众普及科学知识的决心，在战争期间，这两条方针得到了充分的贯彻执行。(www.daowen.com)

1937年至1945年间，《健康家庭》的众多投稿者撰写了大量有关普及科学知识及说明现代科学知识同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相容的文章。几乎每一期的《健康家庭》中，作者都呼吁父母亲（尤其是母亲）应当科学育儿、灌输传统孝道以及通过将科学知识应用于家庭经济来成功而富有成效地达到这些目的。在《科学与家庭》一文中，新亚公司的药理学家曾广方敦促《健康家庭》的读者们建设“科学化之家庭”，即通过以科学（即西方之“物质文明”）为手段来保存中国传统家庭的价值（即中国之“精神文明”）。[63]

刊登在《健康家庭》杂志封面上的《一个孩子的长成》展示了一个孩子是怎样在科学的养育下一步步长大成人的。选自《健康家庭》，上海，1941年8月。

宣传普及这些思想观念的人既包括对容易理解的科学指南作了通俗易懂的说明和解释的非小说家，也包括鸳鸯蝴蝶派这类在中国流传久远的大众文学流派成员在内的小说家。一直以来，鸳鸯蝴蝶派被认为是拒绝变化、从不革新的，用文学批评家林培瑞的话来说，就是坚持“西方因素进入中国之前的标准，仍保持着传统文学风格”。但是，一些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实际上比人们所想象的更具有适应性，他们在《健康家庭》上所发表的文章也相当符合许冠群所制定的编辑原则。[64]例如，陈蝶仙（天虚我生）是鸳鸯蝴蝶派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曾向《健康家庭》投寄了一篇文章，主张通过进行科学的“家庭实验”来达到实用的目的，比如从岑树中提取苏打、精炼食盐、从烧焦或变质的米饭中提取营养等。[65]

当这些作家撰文普及家庭科学知识时，商业艺术家则在运用视觉表现手段做着同样的事情。新亚广告部在战争期间聘请了十多位画家，其中包括早在1927年就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漫画家组织的漫画先驱丁悚（1891—1972）。[66]他们通过设计恰到好处的杂志封面，强化了《健康家庭》的编辑原则。例如，丁悚曾设计了一幅祖父母（身着中国传统长袍）、父母和子女（身着西式服装）在同一屋檐下和谐生活的漫画。漫画中，他们听收音机、看报纸和坐在厚沙发上，享受着现代生活的乐趣。战争期间的每一期《健康家庭》，都有新亚漫画家制作的整版或半版广告画及四分之一版的漫画。广告画突出新亚产品的科学性，漫画则展示现代医学的优势，同时列举迷信治疗方法和“不科学的”药品的缺陷。即使不读《健康家庭》的文字而只看其图画，任何一个翻开这份杂志的人都能从中理解许冠群所要表达的意思。

战争期间，许冠群在这些作家、商业漫画家以及其他向新亚宣传出版物投稿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作了大量投资。例如，1940年，他用于广告的资金达到500 000元，占当时新亚公司总资本的16.6%。许用这笔钱来制作广告，并通过不同媒介组织展出和表演：海报、陈列橱窗、霓虹灯招牌、影院商品广告、流动图书馆、赴各地巡回比赛的篮球队、武术表演家、乐器演奏家，以及包括“闪电战”在内的电台广播节目（所谓的“闪电战”，即新亚每次独家出资控制一家电台，成为其24小时之内的唯一赞助者，该电台则在此期间专门宣传新亚）[67]。

这幅《健康家庭》的封面画表现了一个中国家庭中，传统的祖父母和具有现代意识的儿女以及第三代的和睦相处（漫画没有标题）。选自《健康家庭》，上海，1942年12月。

《健康家庭》杂志上的一幅漫画《不科学的大众医生》，嘲笑了“迷信疗法”的缺陷和“不科学的药物”，以此暗示新亚制药厂的科学产品是优越的。选自《健康家庭》，上海，1939年8月。

通过这些媒介，许冠群将新亚的医学科学知识同中国的大众文化联系在一起；同时，他还通过另外一种媒介——免费诊疗所，把新亚的医学科学知识又同战争的状况具体联结在一起。1939年至1945年，许冠群在上海建立了十家这样的免费诊疗所，全都以新亚来命名（即新亚第一诊疗所、新亚第二诊疗所等）。此外，他还在扬州、福州以及其他城镇开设了多家这样的诊疗所。在每一家诊疗所的标牌上，新亚都通过在汉字“亚”的内部显现出一个红十字，将新亚同红十字会、公共健康联系在一起；同时，新亚也把自己的名字和商标用粗体进行印刷，让人一看便知正是新亚为中国人在战争期间求生存的奋斗中作出了科学的贡献。[68]